通货紧缩再认识

　　从较早公开预警中国发生通货紧缩的危险，到全面回顾美国30年代大萧条经济、评析罗斯福新政，再到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一年来的研究重心一直围绕着通货紧缩与反通货紧缩对策。这些研究成果将收录在即将出版的《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一书中。
　　到1999年5月底，我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已经连续20个月负增长，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6个月负增长，通货紧缩压力不断加大是不争的事实——通货紧缩的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指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
　　但我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认为，确认经典意义上的通货紧缩，应满足“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条件，即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下降；通货紧缩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
　　虽然观察物价水平是比较直观地把握通货紧缩的办法，但判断通货紧缩，首先，要从货币流通量去考察。与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作为一种货币现象，直接原因只有一个，即货币供应量过少。而这并不等同于价格下降。其次，考察历史可以发现，从1900年到1987年，美国发生了5次通货紧缩（1907－1908，1920－1922，1929－1933，1937－1938，1948－1949），英国发生了2次（1920－1923，1930－1932），法国是1次（1930－1935），，德国也是1次（1929－1933）。在所有这些已被确认的通货紧缩中，都可发现，物价与货币供应量持续下跌，并伴随着经济衰退。
　　至少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仅仅物价下跌并不一定导致通货紧缩。在1926－1928年期间（在大萧条之前），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持续下降三年，如果仅从价格水平来判断的话，这三年中必定已经发生了通货紧缩。但是事实上，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在19世纪最后30年的情形。在这段时间内，一方面，价格持续下降，如果以1865年的生活费用指数为100，到1895年下降到71.6，下降了超过1/4。但是另一方面，这段时间内的货币供应量是上升的，并且国民产出也是增加的。人们也并不认为美国是发生了通货紧缩。
　　强调通货紧缩的“两个特征和一个伴随”，是想说明，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与历史上发生的经典通货紧缩有所不同。
　　本质上，通货紧缩的过程是一个商业信用被破坏的过程。故事的开始通常是在经济繁荣期间，由于过度投资引起过度负债，在预期不能实现时，首先发生的是资产价格下降，债务人被迫以廉价抛售资产的方式来偿还到期债务。结果，相互交叉的信用链条就会受到猛烈的冲击和破坏。这样，基础货币收缩，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广义货币下降，进而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形下，由于信用破坏和交易下降，必然导致劳动雇佣减少，企业产出下降，破产增加。
　　我国是另外一个故事。1992年对经济的高能启动造成空前的投资热潮和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1993年夏天开始治理整顿。在随后的几年里，《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相继出台。在银行贷款规则约束下，低效的国有企业负债率高，经营日益困难。银行贷款的风险加大，主要表现在不良资产比重上升，收息率下降，银行贷款越发谨慎。同时，在低效重复投资的情况下形成的产品供给能力相对过剩，从而一般价格水平下降；使得国有企业利润下降，还本付息的压力加大，经营更加困难。由于一般价格水平下降，真实利率上升，真实负债加重；于是回到起点。
　　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有一个基本的差别。中国没有有效的破产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有效的约束，在单个国有企业无需承担与责任相对称的风险的同时，只能是中央计划者负责国有经济的全体风险管理。对于国有经济的全体风险，也只有中央计划者可能有规避的激励。对于中国的国有经济全体来说，风险的解决既然是这样的一个长程传递过程，很有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要么苟且，观望事态进展；要么大家一起死。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采用中央银行向财政透支，大量增加财政支出，豁免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那就有可能导致赖账经济的出现。这些措施对经济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它对守信用企业和个人的道德的摧毁。
　　那么是不是坚持贷款条件、坚持预算平衡就能防止赖账经济的出现呢？回答是不确定的。面临当前通货紧缩的压力，如果采取过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犯历史性的错误。那样我国国民经济会继续下滑，下岗失业更加严重，金融系统支付困难，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社会不稳会导致政府的应急救助措施，而这些措施通常来自预算外财政支出、非正常贷款，迫使央行放出基础货币，所造成的后果还是有可能出现赖账经济。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只要有最后贷款人对经济中过度负债企业进行注资，阻止债务危机的扩散，经济就还可以继续运行下去，也即是说，是以经济体系其他部分基本有效率为前提的。在中国，这个解决方法行不通，中央银行或财政注资解决不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微观机制问题。也就是说，主要问题不在宏观政策调整，而是在微观机制上。■
　　《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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