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1992年5月,我从《工人日报》调入《中华工商时报》(以下简称工商时报),采访几位来自台湾经济界的大人物。信笔直书,次日全文见报。颇觉吃惊,我问总编辑丁望:“原来,在你们这里⋯⋯?”语未竟,丁望微笑示意:“不许说!”他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做记者已经十年余的我,首次体会到了自由写作新闻的幸福。
1994年9月,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给刚退休的丁望写信,说:“还记得刚到工商时报,一时间,那种涌上心头的幸福感⋯⋯”语未竟,双目泫然。
胡舒立
1992年5月,我从《工人日报》调入《中华工商时报》(以下简称工商时报),采访几位来自台湾经济界的大人物。信笔直书,次日全文见报。颇觉吃惊,我问总编辑丁望:“原来,在你们这里⋯⋯?”语未竟,丁望微笑示意:“不许说!”他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做记者已经十年余的我,首次体会到了自由写作新闻的幸福。
1994年9月,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给刚退休的丁望写信,说:“还记得刚到工商时报,一时间,那种涌上心头的幸福感⋯⋯”语未竟,双目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