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几乎是迅雷之势,短短15天里,中央银行两次公布了调整法定准备金率的决定。持续近年余的“过热”之争终于画上了休止符,虽然,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休止符。
历史也是由许多“或许”组成的。对这轮经济过热,如果动手更早一些,或许调控成本要小得多。可惜,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两轮过热之后,我们面对过热,仍然有太多的犹疑和迟滞。地方和部门的局部利益冲突形成无形的压力,以至于在去年下半年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官、产、学三界讳谈过热成风;甚至官方舆论对于中央银行的紧缩信号亦是论非者多,言是者少。今年年初,国外冷静的观察家已经在评论中国经济硬着陆态势或成,温家宝总理已经在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面临经济的新关口。然而,真正在舆论的意义上不再回避过热,其实已经到了3月两会期间。此时,距去年4月国务院第一次请专家分析经济形势,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