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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为奇技淫巧所困

2004年05月05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如果条件允许,我们或许可以从干部“终身制”的历史资料中,发掘出数量不少于干部“任期制”下的腐败案例。况且,腐败本身必须与不腐败的代价相权衡,才有政策意义

  汪丁丁

  改变一个地方的贫困状况,或许有这样两种方式:一、把该地经济组织成为“公司”,参与到更大经济范围内的激烈竞争中去。日本、韩国、新加坡、大邱庄,甚至“苏南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都或多或少符合了这一方式;二、把该地经济改造成为面向“市场”的,从更大的市场范围通过竞争吸引更多的资源。香港和台湾,以及所谓“浙江模式”,大约是采取了这一方式。

  第二种方式的最宝贵之处,是它所坚持的市场秩序的自生自发性质,从而与第一种方式相比,它更少可能因领导干部的腐败或失误而把地方经济带入无可挽回的困境。换句话说,因为我们曾经论证过“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危险”,所以我们认为第二种方式比第一种方式更可能带来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再换句话说,第二种方式在政治形态上是均衡的,而第一种方式在政治形态上几乎不可能是均衡的,不论我们怎样努力要从我们所处的转型期社会抽样调查出多么可靠的统计数据,也不论我们怎样努力要把一位杰出干部的任期延长到他生命周期的最大限度。在人类命定了要去承受的强烈的不确定性面前,人类理性的各种努力,包括“统计”努力,是如此渺小以致时常显得可笑。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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