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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2005年02月21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当代中国人目前难得地享受着较长期的和平,难得地第一次不再感受到“救亡”之紧迫,第一次可以倡言“启蒙”,可以实行并且反思启蒙,谁敢断言这一历史契机不是“千载难逢”的呢?谁愿意虚掷这段时光,让昨日的情绪继续遮蔽今日的思考呢?

  汪丁丁

  约100年前,1905年9月2日,科举废止。“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此举非同小可,非经历过极大刺激而不能为。这极大刺激,远者起自英伦,近者来自日本。后者向西方学习,表面看去,与李鸿章等人“兴洋务”的举措差不多。可是两相较量,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居然全军覆没,于是分出来“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两种不同的西化方式。由器物层面的改革深入到制度层面的改革,逐渐变得激烈起来,按照余英时先生的看法,不仅导致了“新文化运动”,而且最终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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