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投行“新金山”

　　“有了直接投资，投资银行的名字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美林中国区主席刘二飞如是说。
　　找到一家优质的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改善它的经营管理，再利用自己熟练的操作技巧对它进行包装，帮助它在海外上市，从中赚取利润再实施退出——这种类似于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的操作手法，也是目前投资银行直接投资的经典模式。

“一站式服务”
   2006年，全球金融市场的关键词是“流动性”（liquidity），前所未有的资金量充斥市场，私募股本异常活跃。全球总价超过10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有55起，私募股本参与了其中的20％。尽管从承销中能赚取大量利润，投资银行仍然迫不及待地希望直接参与交易，纷纷设立私募股本基金。
　　2006年，贝尔斯登（Bear Sterns）设立了27亿美元私募股本基金，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亦各有投资。投行以投资人身份参与的大宗杠杆收购，包括价值216亿美元的Kinder Morgan（高盛参与）、价值330亿美元的HCA（美林参与）；今年1月8日，花旗宣布将33亿美元用于私募股权业务，将其冠名为“花旗资本合作伙伴II”（Citigroup Capital Partners II）。
    在流动性支持以及传统业务竞争白热化等背景的驱动下，2006年，直接投资业务俨然已成投资银行的下一桶黄金。投资银行们已不能满足仅从承销中赚取利润，且越来越热衷于通过直接投资来更深层次地挖掘客户价值，更大范围地拓展利润来源。
　　在中国，这种趋势也日渐明显。以德意志银行为例，2006年，德意志银行对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企业之一——天威英利公司进行了直接投资，同时还担任天威英利登陆纽约交易所的承销商。尽管目前红筹上市的模式日趋艰难，但天威英利仍有望通过跨境换股的方式，于今年在纽交所上市。
　　然而，投资银行大量介入直接投资，难免会同私募股权基金等传统合作伙伴或客户产生竞争与利益冲突。因此，目前在国际上，投行基本采取与旧有客户合作共同竞标的方式，或者转向中小企业，避免与大型私募股本基金的正面冲撞。
    在投行内部，直投部门一般独立于IBD（投行业务部），有时候亦难免会有内部的利益冲突。“我们在处理潜在利益冲突的问题上非常小心，由一名董事总经理领导一批专业人员专门负责检查利益冲突。我们的所有业务都要经过这项程序，保证将客户利益放在首位。”高盛非日本亚洲投行部联席主管马勤（Mark Machin）如是表示。
    从市场上看，大多数直接投资交易仍是由投资银行和私募股权基金共同进行。进入2007年，湖南太子奶集团三分之一股权被收购，并准备年内在香港或纽约上市；操作者中，既有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也有私人股权基金英联投资（Actis）的名字。
  
投行新战略
　　“投行竞争的前沿已经扩展到了直接投资业务领域，直投业务已成为拉动投行业务发展的火车头。直投业务带动融资顾问业务，融资顾问业务带动兼并收购业务，这三项业务三位一体的商人银行战略已成为投资银行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岩看来，直接投资业务除了能带来可观的回报，更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
　　在中银国际的棋盘中，最近成立的渤海产业基金是一枚重要的棋子。
　　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是中国首只契约型人民币产业直接投资基金，由中银国际负责管理，“通过产业投资基金，中银国际的投行业务链条得到了整合。”据王岩透露，今年中银国际正在筹备建立一个海外直接投资基金，以香港为大本营，全球募集。这个海外投资基金将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互相联动，协调发展。
“直投的利润太大了，投行业务一定要转型。”刘二飞则描述了他心中的“美林新业务模式”：直接投资与投资银行其他业务有机结合，其他业务为直接投资创造品牌效应，直接投资生产更高的利润。
　　在刘二飞看来，这种新业务模型的优势起码有两条：一是直接投资的利润率往往以几何级数高于投资银行的其他业务，这是投行转型的根本动力；二是直接投资业务充分发展起来后，投资银行的产品线得以延长，也增强了投资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刘二飞称，从以往经验来看，投资和融资周期往往交替出现，并不完全吻合。比如，现在是融资最好的时期，资产价格高涨，但却不一定是投资的好时期。当市场趋冷之际，IPO融资等传统业务势必下降，而直接投资却可以趁势大展拳脚，否则“连旺季扩张的团队都无法维持”。
　　2006年投行最著名的两笔直投，当属高盛入股中国工商银行以及美林入股中国银行，工行和中行的上市让两家投行赚得钵满盆满。至2006年底，高盛在账面上已通过入股工行净赚76亿美元；而整个2006年，所有投资银行在中国并购咨询和证券承销业务的收入总和不过13亿美元。
“美林之所以抓住了这个机会，主要得益于业务模型和心态准备。我们看准了入股中行是个很好的投资机会，所以从美国总部到中国分部，决策非常快。”刘二飞说。
  
从银行到地产
　　工行和中行的直投故事，极大地刺激了投行敏感的神经。在2006年各个梯次的银行引资过程中，投行的身影频频出现。2006年5月，德意志银行即注资华夏银行，成为该行事实上的第一大股东。
　　随着各家银行逐渐选定自己的战略投资者，可供投行选择的机会渐次稀少，中资银行股在被追捧中行情上涨，亦推高了投资成本。2006年11月来自西班牙的银行BBVA入股中信银行，价格已飙升至2006年预测每股净资产的3.3倍。
　　相比于市场对银行板块投资的强聚焦，房地产业投资显得低调而神秘。
　　事实上，10亿人民币左右的地产投资项目在外资投行中已是司空见惯。以摩根士丹利为例，根据公开报道，仅在去年4月到7月间，摩根士丹利在上海一地就有浦东埃蒙顿假日广场、陆家嘴中央公寓、长宁区“华山夏都”、 徐汇区“建业里”公寓等四个地产投资项目，总额近40亿元人民币。
　　投资银行参与房地产行业投资通常不会直接出手，而是通过投资基金或专门机构的形式。去年11月至12月间，德意志银行就通过旗下的地产投资机构RREEF，连续参与了珠海的住宅项目和一个服务型酒店的建设项目。
　　2006年，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实施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特别是在2006年7月11日，出台了被业内称为“外资限炒令”的171号文件，但这些似乎非但没有阻挡外资投资地产业的热情，大量资金链断裂的优质房地产项目或公司，反而给外资提供了“救市性”投资的机会。
　　“禁炒令”出台后三个月，美林宣布投资北京锋尚房地产公司南京锋尚项目，具体金额没有对外透露。
“现在国内房地产活动十分活跃，正是外资直接投资的机会。”德意志银行环球银行业务亚太区总裁张红力称。■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派记者李昕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