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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GDP”形近实远

2007年03月01日 17:00 来源于 caijing
中国官方首份从传统GDP中扣除环境污染成本的国民经济核算报告出炉,但距离真正完整意义上的绿色GDP还有不小的距离



□ 记者 王以超 实习记者 徐可/文

  经历了近十年的磨砺,中国第一份“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账单终于在9月7日正式对外公布。
  这份报告名为《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更为通俗的说法是“绿色GDP”。所谓“绿色GDP”,是指从传统的GDP中扣除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成本,可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王金南称,报告篇幅长达上千页,但对于公众而言,也许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看似简单的数据——
  2004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也将高达GDP的1.8%。
  如其所言,这只是绿色GDP这个宏大构图中的一角而已。而彻底厘清绿色GDP所要继续付出的努力,很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浅绿色”GDP
  这次公布的,只是一个姑且可称之为“浅绿色”的GDP。
  绿色GDP的准确定义,至今仍有争论。一些激进者甚至认为,应该把经济发展的人文成本纳入扣除范围。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从传统GDP中扣除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和生态破坏。
  此次公布的2004年的数据,仅扣除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的一部分。据悉,在共计20多项污染成本中,此次被计算的只是其中的十项,一些类似地下水、土壤污染的成本均未被计入。
  即使这样一个“浅绿色GDP”,其出台历程也并非坦途。
  若以1996年国家统计局设立资产与资源环境核算处为起点,至今也已有十载(详见“中国绿色GDP历程”)。
  一个重要的牵绊,是由于绿色GDP涉及众多部门。以中国为例,除了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还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局以及海洋局等众多部委。
  对于环保部门而言,这个包括门卫在内只有220多人的“弱势机构”,迫切需要借助更多的政策工具,来加强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在这层意义上,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说,绿色GDP对于环保部门是一个很自然的“政策需求”。最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并且以绿色GDP为依据,为进一步的环境决策提供参考。因此,环保总局可能会阶段性发挥主导作用;但整个绿色GDP体系的彻底进行,统计部门负有无可回避的职责。
  而对于统计部门而言,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数据上的可获得性方面,显然有着更为专业的考量。
  虽然绿色GDP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联合国也先后发布了两个版本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从而为绿色GDP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工具。然而,迄今为止,由挪威统计局专家、胡涛以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资产与资源环境核算处处长吴优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了所有的SEEA核算工作。即使一直以绿色闻名的德国,也只完成了其中的大部分而已。
  之前,一些专家和研究机构,陆续对日本、中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以及北欧等国进行过完整绿色GDP的核算,但大多数研究还都局限在学术探讨阶段,或者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如兴教授强调的那样,仅仅是试验性的版本。
  因此,像中国这样官方正式公布的,即使是阶段性成果,也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宋国君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现在采用的污染损失计算方法,仍然过于简单,不足以给出可靠的结论。
  以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为例,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结果可能有很大的偏差。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指出,此次采取的是人力资本法,即按照人均GDP来计算这种损失。比如你少活了十年,乘以人均GDP,作为相应的损失价值量。但在西方国家,目前普遍采取的是支付意愿法(willingness-to-pay),即你愿意花多少钱来购买相应的健康,甚至生命。这显然要比前者高出不少,毕竟,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的健康可以与人均GDP简单地画等号。
  “两者之间,最保守的估计,也差一倍以上。”王对记者表示。
  此外,中国在健康方面基础研究和统计数据的缺乏,也构成了一个巨大障碍,很难估计各种污染造成的死亡率以及患病率。
  专家指出,简单地照搬西方国家环境污染程度与疾病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否适用于中国,或许仍需要商榷。

能否纳入“干部考核”?
  虽然这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但国际上不少专家学者仍然给予高度评价。
  前任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现任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戴礼(Herman Daly)表示,中国“毫无疑问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环境经济学家韩伯(Tom Haab)在接受采访时甚至认为,政策决定和设计中只要考虑了环境因素,就是一种进步。
  密歇根大学全球可持续性发展企业研究所(Erb Institute for Global Sustainable Enterprise)所长、商学院及自然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莱恩(Thomas Lyon)则强调,目前中国制定的燃油标准比美国还要严格,现在又公布了绿色GDP,这会让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感到羞愧。
  “在欧洲和美国,对于绿色GDP的讨论已经有很长时间,但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莱恩说,“可以想见,美国的环境保护组织,会用中国的绿色GDP来提醒美国政府。”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经济学研究者瓦格纳(Gernot Wagner)也表示,中国目前所做的工作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而且向其他国家显示了绿色核算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特别顾问、可持续发展局局长洛哈尼博士(Bindu Lohani)接受采访时则提醒说,如果中国能进一步展示绿色GDP的用处所在,其他国家或许就会效仿。
  在9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绿色GDP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环保总局规划与财务司司长周建指出,已经与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及人事部进行了接触,希望把绿色GDP纳入干部考核中。
  但是,计算办法存在的“非惟一性”,显然加大了这种“挂钩”的操作难度。比如,淮河流域污染带来的环境成本,如果按照污染损失法核算,应该计入到下游省份;如果按照治理成本法核算,则应该归入上游省份。
  此次这份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引入了污染损失法和虚拟治理成本法,试图来平衡这样一个难题。但不少专家指出,这显然只是权宜之计。
  在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看来,虚拟治理成本本身也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价格体系的问题。传统GDP中,所有价值量都是基于在交易中已经实现的价格计算的。如何衡量虚拟行为的价格?对于用已有平均成本外推的做法,不少专家仍持保留意见。
  如何把污染成本分摊到不同的年度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长期的,未必在当时就显现出其后果。
  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指出,今年年底有望公布2005年的核算结果,以便与已经公布的2004年数据形成时间序列,从而更好地指导政策制定。今后,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成本以及自然资源的耗减,也都将会逐步纳入到绿色GDP核算。

非仅概念之辨
  除了环保总局,目前国家统计局还在与国家林业局、水利部等机构进行合作,开展森林、矿产、水资源等核算工作。与林业局合作的森林资源核算,有望在进一步审定和评估之后,正式向社会公布。
  在很多国家,自然资源的核算都已经展开,积累了相对成熟的经验。
  早在1978年,挪威统计局就开始了自然资源核算。截止到目前,全球已经有包括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芬兰、韩国、日本及菲律宾等在内20多个国家,先后开展了环境资源核算工作。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经济学研究者瓦格纳认为,像森林面积减少、煤矿和石油等自然资源储量的缩减等,都比环境污染更容易核算。
  但绿色GDP专家顾问组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明接受采访时则表示,自然资源核算,其实也存在不容易处理的地方。比如,如何计算因为森林缩减而造成的环境以及生态等方面的损失,就像判断健康损害问题一样棘手。
  他强调,最先从环境成本还是资源成本入手启动绿色GDP核算,要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像挪威、加拿大等,都属于自然资源禀赋比较突出的国家。
  生态成本的核算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环境污染的损失计算固然非常复杂,但仍然有办法实现,生态成本的计算则更为困难。
  或许正是考虑到国际上缺乏已经成熟或者公认的标准规范,不少国内专家乃至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本人,对于绿色GDP的未来都出言谨慎。“我们距离真正的绿色GDP还有不小的距离。”邱指出。潘岳也强调,绿色GDP可能永远都是一个理想化的指标,“但我们追求理想的脚步永远都不会停止。”
  “我们只是计算了一部分损失,这还不是绿色GDP。”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华如兴教授也对记者表示,“要得到完整的绿色GDP,最起码还要十年以上。”
  胡涛则认为,就中国而言,“绿色GDP”这个概念短期之内并不现实;最现实的途径,仍然是从实物量核算入手,继续推进SEEA(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并且发布单位GDP能耗、二氧化硫以及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强度等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指标。
  他同时警告说,即使绿色GDP得以完整呈现,如果不改变政府整体的治理结构,仅仅靠一个指标,显然不足以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王金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此次绿色GDP核算中,已经注意到了保持与SEEA的一致性。而此次阶段性报告中,也单列给出了上述指标。
  此外,邱晓华透露,下一步国家统计局也将在继续推进绿色GDP的同时,公布幸福指数等相关指标。
  他同时警告说然而,即使绿色GDP得以完整呈现,如果不改变政府整体的治理结构,仅仅靠一个指标,显然不足以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接受采访时,无论是相关专家或者政府官员,对此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既然传统的GDP可能造假,如果我们不做根本性的改变,谁敢保证绿色GDP不会失真?要知道,它在计算上的不确定性,反而会提供更大的造假空间。”胡涛说。■

资料:中国绿色GDP历程
  从1949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采用的核算体系一直是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才逐步转向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SNA),到1992年基本完成这一转轨。
  1996年,国家统计局在国民经济核算司下增设资产与资源环境核算处,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走向绿色GDP的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在2002年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首次在附录表中增加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这些核算绝大部分仅限于实物量,还未涉及价值量,但显然为进一步发展绿色核算奠定了初步的统计基础。
  此外,国家统计局还陆续在黑龙江、海南以及重庆等地,开展了森林、水等资源的核算试点。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4年。随着中国整体环境形势不断恶化,作为监管者的国家环保总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包括门卫在内只有220多人的“弱势机构”,迫切需要借助更多的政策工具,来加强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在这层意义上,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说,绿色GDP对于环保部门是一个很自然的“政策需求”。
  2004年3月1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首次在决策者层面明确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指出“要研究国民经济绿色核算方法”。之后,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提出争取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建立中国的绿色GDP体系框架的目标。
  当月,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绿色GDP核算)研究》项目,为这一浩繁的巨大工程正式拉开帷幕。
最初的计划是在东北、华北、西北、华南、东南、中南各选一个省试点。由于一些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到2005年初,试点省份最终确定为十个,分别为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
  今年7月初,涵盖了31个省份以及42个行业的阶段性报告,最终通过了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在北京联合组织的专家评审会。

    王以超/文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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