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鲍德里亚

　　深夜，按照惯例打开电脑查收电子邮件，发现一封朋友的信，主题是鲍德里亚之死。点击打开，才知道这位反媒体的哲学家因病去世。友人说他从法国同学处得知此消息，特意来信告之，但我一直怀疑此讯息的真实性。不因为别的，而是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什么传言都振振有词，叫人无从判断真假。
　　鲍德里亚是每一本后现代教科书都无法回避的哲学家，不论是介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还是描绘后现代性的社会学教科书，都无法绕开他。这个亲历“五月风暴”、法国“68一代”典型的知识精英1929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平民家庭，60年代初期在一所公立中学教德语。1962年至1963年，他开始在萨特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对卡尔维诺等人的文学评论，1966年3月在巴黎第五大学师从著名的现代性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完成了博士论文，同年在第五大学担任助教。继萨特的影响之后，鲍德里亚在60年代后期又结识了罗兰·巴特，并受到巴特的符号学影响。
　　他从马克思处接续来政治经济学，融入当时盛极一时的索绪尔及后结构主义思想，在当代商业的商品逻辑成为研究对象之前，率先在1968年发表了《物体系》，在1970年发表了《消费社会》，又在1976年发表了《象征交换与死亡》。尤其这第三部著作，被认为是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人，消费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符号价值。商品的符号必须与其他商品符号产生关系，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基于索绪尔语言学原理，他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能指”是声音和形象，“所指”是概念，概念取决于能指的差异。简而言之，要理解“冷”的意义，必须把它与“热”、“暖”、“寒”等词进行比较；要理解LV的价值，一定要把它与班尼路进行比较。所以，消费的对象不是简单的商品，而是差异和比较中的能指。
　　这意味着，喜爱LV和Gucci的上海白领，并不是真的喜欢它们的设计和用料，而是希望透过这些名牌商品树立一个符号、一种个人形象，告诉别人自己的个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个性等于自己消费的商品与众不同。换句话说，脱离了大众消费的商品，我的个性便失去意义。所以，没有“消费社会”，就没有白领们的“个性”。
　　这就是消费社会，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它的生产过程创造的，而是取决于它与众不同的能指。不是吗？当所有人都用“LV”的时候，人们无法显示出能指差异，于是就有人转向使用别的牌子。一切只是为了能指的差异。
　　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指、概念和“事物客观的意义”不再起作用。这是一场能指的游戏——这不正是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吗？在哈桑研究后现代性的著作中，现代性对应着所指，后现代性对应着能指；在戴维·哈维的《后现代性状况》中，后现代性依旧对应着能指。
　　这似乎在暗示，后现代社会里只有铺天盖地的符号，事实却被悬置。沿此发展，鲍德里亚在1981年揣测出一个“类像”的世界——《类像与仿真》：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对真实世界不感兴趣，却沉溺在“类像”之中。这类像不是复制真实世界的能指，而是虚无缥缈与真实世界毫无关系的能指游戏：白领们趋之若骛的“名牌包包”是一例——它的价值只与能指／差别有关，与其真实价值无关。所以，冒牌的LV包，质量虽差，只要不被发现其冒牌之处，其价值与正版一样。
　　现象与真实之间的区别慢慢被腐蚀，真与假的边界渐渐融化，人们长期浸淫在大众媒体炮制的“信息”或“噪声”之中，再分不出真实和现象。鲍德里亚把“类像”概念推向极致：世界不再有真实，一切“真实”都因“类像”或“虚拟”而生，人们以为电视中的医生演员真是医生，人们以为电影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传统的“真实感”消失殆尽。
　　难怪在海湾战争期间，鲍德里亚对《卫报》声称：“海湾战争并未发生。”其实，对鲍德里亚而言，“911”惨剧或“伊拉克战争”可能当真没有发生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们类似于好莱坞“战争大片”或席德梅尔研制的“文明III游戏”。因为，除非你当时在现场，你如何相信这些战争是真实的呢？根据媒体报道所引述的更权威媒体的报道吗？根据被相信在场的“在场者”的目击记录吗？凯尔纳评论说：“后现代世界不存在意义……意义需要深度，一个隐藏的维度……；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可见的、外显的、平面化的，并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这让我有冲动修改鲍德里亚名言——“海湾战争发生在媒体，但事实上，我知道的是一堆能指在互动”。
　　后来，经过多家媒体报道，我才勉强相信鲍德里亚的死，是真的。这意味着，我并非鲍德里亚信徒。英国《卫报》报道他去世的消息，开篇即讽刺“鲍德里亚的死亡不曾发生”。鲍德里亚一生攻击媒体，这句刻薄的话大概是媒体给他的最后礼物。
　　这无损于他的快乐，因为，他在《象征交换与死亡》里说过：惟有死亡，才能无视和逃避这个被代码逻辑支配着的世界。
　　他死了吗？还是能指在互动？他超越了消费世界吗？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