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外包追赶印度

   “离岸外包所能提供的金融和会计服务的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公司对内部控制机制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以完成那些更为高端的功能。“……有些甚至已经雇用了风险控制官员，来应对萨班尼斯法案、新巴塞尔资本协定或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的需要。”
    麦肯锡咨询公司在2007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目前全球金融外包行业的现状。
    国际金融外包业务正在沿着价值链向附加价值更高的环节攀升。与此同时，随着外资金融机构不断涌入中国，金融外包潮流亦裹挟而来，已经蔚为一景。
    如今，中国已被视为继印度之后的全球第二离岸外包地，中国和印度外包模式之争，曾在IT界一度甚嚣尘上。相对于印度单纯依赖国际订单的外包业发展模式，中国的大多数外包服务提供商都希望能够两条腿走路，开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
　　“中国不仅具有一个全球化的市场，还有印度不可比拟的内需市场。我们不应盲目模仿印度模式，而应立足本国市场，把中国的银行、保险公司服务好。”华道数据处理（北京）有限公司CEO杨鹏对《财经金融实务》记者说。
    对于中国的金融外包服务提供商来说，巨大的发展契机已在眼前。
　　
外包风潮
　　金融外包初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90年代迅速发展。受到利润率下降的压力，欧美等成熟市场的金融机构开始通过外包的方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GE金融是金融外包潮流的领导者，当年率先在印度建立起外包基地，而今GE旗下的一些公司，已经成功地将其业务的35%-40%发包给离岸公司。
　　2005年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监管指引性文件《金融服务外包》中，对金融外包作了定义。
    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利用外包商（金融公司集团内部的附属实体或金融公司集团外部的实体）来实施原来由自身进行的业务活动。
　　金融服务外包主要存在于两大领域，即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BPO) 和IT外包（ITO）。根据供应商的地理分布状况，外包又可分为现场外包（On-site）、境内外包（Onshore）、近岸外包（Nearshore）和离岸外包（Offshore）四种类型。
　　目前，外包的领域已经从IT外包扩展到业务流程外包。金融机构也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外包战略。外包已不仅仅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方法，在企业业务流程整合和转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跨国金融公司纷纷通过建立离岸交易及服务中心，来提高机构整体效率。摩根大通银行日前对外宣布，将在印度班加罗尔建立分支机构，为全球金融和衍生品业务提供支持，并计划在2007年底前，将其投资银行业务30％的后台工作转移至海外。
　　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估计，国际离岸外包业务将在本世纪初的十年内持续增长。2010年，离岸外包市场产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占整个金融服务行业总产值的20％。
　　
不仅仅是成本
　　“金融服务外包是当今金融领域的新兴业务，国际范围内金融服务外包行业正处于生命周期中的高速成长期。中国市场总体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主任姜再勇在以“金融外包：优势与实践”为主题的2007首都金融论坛上这样评价。
    “通常，人们会认为外包最重要的因素是成本，其实并不完全如此。”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朱建阳称，除了节约成本的考虑，新业务领域的竞争、专业人才的缺乏、业务流程的集中，都成为中资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外包的新动力。朱建阳认为，还有三个问题会影响外包决策：第一，技术专业性；第二，是否有利于核心业务；第三，能不能更快地面向市场。
　　中国的金融外包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起始于IT外包领域，目前已经逐渐进入支付系统、银行卡、后勤保障、呼叫中心、保险后援中心等多个领域。
    1992年，中国银行投资建立了博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专门为该行提供应用软件的开发与维护。1996年，中国工商银行也建立了软件开发中心，在珠海和广州设有两个基地，同时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建立了三个研发部。同年，汇丰银行也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处理中心。
　　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软件开发、技术研究、支持推广等业务，均外包给了隶属于总行的软件开发中心，其他中小商业银行则多采用将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专业公司的做法。
　　另一方面，金融外包业务也在IT以外的其他领域快速推进，其中，又以信用卡和保险后援中心两个领域最为引人瞩目。
　　2003年之后，中国信用卡发卡数量节节攀升，国内银行在不同程度上将信用卡业务外包。现在，中国的外包服务商已可以提供“全生命周期”银行卡业务的外包服务，从申办筹建、设计产品、市场营销到交易处理和客户服务，甚至包括客户数据分析和市场定位。
    对于那些缺乏资金和产品开发能力的中小金融机构，这种全方位“一站式”服务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华夏银行是少数尚未发行信用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该行已确定主要通过外包方式发展自己的信用卡业务。
　　2006年，平安保险在上海、成都建立了后援中心。目前，保险业的业务流程外包仅限于新契约数据录入、保全、打印等较低层次业务，类似核保、核赔等相对关键的业务外包，还存在相当广阔的市场空间。
　　
机会来了
　　印度无疑是全球外包浪潮的受惠者。1999年，为解决“千年虫”问题，大量的数据修改工作被发包到印度，此举促成了印度金融外包业务的崛起。由于语言和人才的优势，印度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被视为离岸外包的首选地点。
　　近几年来，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外界提及，被视为印度之后的第二离岸外包地。而今，外资银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带来了中国金融外包行业发展的绝佳时机。
    目前，中国已经聚集了各路金融外包业巨头，既有埃森哲、IBM等世界著名的BPO公司，也有如Infosys、塔塔等来自印度的公司，以及华道数据、银联数据等本土公司。
　　“对于中国的BPO部门来说，未来几年将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期。”Sridhar Vedala，欧洲流程外包研究机构Morgan Chamber共享服务与离岸外包部门主管分析称，中国银行业的变革以及外资银行的发展计划，将给中国的BPO提供商带来战略性的机遇。他们将有机会同全球领先的银行合作，分享银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种合作未来会成为中国BPO走向世界的桥梁。
　　“中资金融机构的优势在于网络和后台，外资金融机构的长处在于产品和服务，外资希望将后台外包，轻装上阵，在前台展开竞争。”杨鹏说。
　　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都在积极争取发展辖内的金融外包业务。北京市近期通过了《加快首都金融产业后台服务支持体系建设的有关建议》，并规划出包括海淀区稻香湖金融后台服务区、朝阳区金盏产业园、通州区新城商务园等三处金融后台服务园区。
　　上海银监局近期一份研究显示，近两年，外资银行亚太区外包操作中心正在逐步向上海转移。在沪外资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和专业性较强的银行，已经在利用境内分行或者母行在境内投资的关联公司开展转进外包业务，作为境外联行业务外包的承接方，所承接的业务种类和业务量都在逐步增加。这些分行或者公司，将来都将被打造成外资银行亚太区外包服务的操作中心。
　　
外包短板
　　不过，多数外资金融机构选择以自建的方式推进在华外包项目，如渣打银行在天津滨海新区建立了数据中心，GE金融在大连建立了财务外包中心等。
　　“外资客户考察过很多本土的外包公司，但他们现在还很少将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的公司。”华道数据市场经理吴庶说,“外包公司的规模、技术实力、服务大型金融机构的经验，还有信息安全，都是外资要考察的问题。”
    近一两年来，依据2005年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中国银监会开始允许中国的金融机构把某些业务流程外包；2006年，又陆续发布了《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系统管理指引》，对金融服务外包的风险管理，作出了一些相关的规定。
　　对于中资机构，将业务外包固然可能带来诸多好处，但实施起来亦不乏障碍。首先，裁员并非易事；其次，有些监管条款并不明确，也影响了部分金融外包业务的开展。
　　实际上，国内外的例子均表明，外包战略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需要长期的关注和不断地调整。
　　由于历史原因，国家开发银行没有建立自己的IT团队，从一开始就将IT业务外包给专业公司。国家开发银行营运中心副主任熊平旭在“2007首都金融论坛”上表示，国开行年人均税前利润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分母较小”（即员工数量较少）。金融外包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熊平旭亦表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外包。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个银行，特别是像国家开发银行这样的银行，其实还是要有自己的IT实力。要确定合理的外包范围，要重视防范外包风险。”
　　熊平旭认为，IT外包的风险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包人员更换频繁，外包服务不稳定，存在很多低水平重复建设；第二，将灾备、核心系统等外包，会对服务商产生持续的依赖；第三，质量控制缺乏明确标准；第四，存在核心系统的安全风险。
　　为此，国开行今年开始对IT外包重新规划，通过建立“一站式”服务、完善外包合同、强化安全信息等手段加强与外包服务商的协同。
　　德意志银行在两年前也开始检讨其外包模式。当时，德意志银行的外包公司分散各地，组织结构复杂。
    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凯伦贝尔给这一模式的评价是：“不具有持续性，令我们的成本不断增加，风险提高，服务水平下降，同时缺乏扩大或者缩小规模的灵活性。”
　　德意志银行站在战略的高度，对外包模式作出调整，将外包业务在印度和菲律宾集中，注重人才的管理，签订明确的质量保证协议，以建立起标准化、集中化和统一化的外包业务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