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的起源

　　中世纪晚期商业扩张的制度基础并不依赖于中央集权国家公正执法。通常认为，市场扩张和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有效的国家，但是这个普遍的论断没有被本书提供的历史证据证实。私人秩序和自我实施的制度是中世纪晚期商业扩张的标志。然而，这种私人秩序并不像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倡导的那样，不是众多经济当事人的“自生自发秩序”的产物，许多是拥有强制权的经济与政治当事人有目的和有协调的努力的产物。

　　一般性的结论是，社会组织的特殊性是这些有目的、有协调的努力的关键。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些替代国家的社会组织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比如血统和氏族部落。然而，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城镇既是经济和政治变迁的中心又是后来发展的先行者，至少在那里，社会组织已经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是在无血缘关系的人们中有目的建立的自治的、以利益为基础的组织。组织成员参与制定行为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是自治的。成员的普遍参与使制定出来的规则具有合法性。换言之，经济和政治社团构成了欧洲中世纪晚期商业扩张的制度基础。这些社团及其建立的附属组织——法院——对于本书所考察的欧洲制度，如商业行会、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政治体制以及社群责任体制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