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反右倾”

　　杜导正

　　祸起一封长信

　　1958年，“三面红旗”搞得全国处处轰轰烈烈，我作为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为此写了很多篇新闻报道。有一篇歌颂公社公共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由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登在第一版。大炼钢铁，我也高兴过。

　　秋后，农业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到荒唐的程度，我照样热情报道。粤北连县有个星子公社，说一亩高产达到36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毕业的周方写了稿子给我，他说，这36000斤是32亩水稻并在一亩地里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稿子可以发，但要说明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广东省委秘书长张根生审稿。他问：“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括号内的这几行说明文字被我违心地删掉，发往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