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令
我是杨曦光(杨小凯)先生的第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特殊的学生。
1975年7月,我19岁的那一年,因言论和文字问题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九年,投到岳阳建新农场三大队“劳改”。
监房内外的人和善地望着我。一个高高大大、长相十分英俊的大哥站起来,将自己刚坐过的椅子搬到我的面前,非常热情地说:“来,坐吧。”我问他的尊姓大名,他可能怕我听不懂他的长沙话,就从床边拿下一本书,指着书上的名字说:“这是我的名字。”我睁着幼稚的眼睛望着他:“杨曦光。”
陈小令
我是杨曦光(杨小凯)先生的第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特殊的学生。
1975年7月,我19岁的那一年,因言论和文字问题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九年,投到岳阳建新农场三大队“劳改”。
监房内外的人和善地望着我。一个高高大大、长相十分英俊的大哥站起来,将自己刚坐过的椅子搬到我的面前,非常热情地说:“来,坐吧。”我问他的尊姓大名,他可能怕我听不懂他的长沙话,就从床边拿下一本书,指着书上的名字说:“这是我的名字。”我睁着幼稚的眼睛望着他:“杨曦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