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与张季鸾两位先生,是我早年就崇拜的杰出前辈。在中学读书时,我曾如饥似渴地细读他们写的每一篇通讯和评论。1926年秋我入京求学,飘萍先生已于是年4月下旬被奉系军阀所害, 真是“ 缘悭一面” 。张季鸾先生则是我从1929年调至天津《大公报》任编辑后, 受他的指引和熏陶达12年之久,直到他1941年病逝。
“同行相妒”,“文人相轻”,报社的其他前辈对飘萍的生活细节每有微词。而季鸾先生于同业人物,从不轻于评议;谈到飘萍,总极口赞叹其采访之高明、写作之精辟和对恶势力斗争之英勇。但他从未跟我谈起他和飘萍的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