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埃里克·伯格洛夫(Eric Berglöf)结识于2004年。那是在瑞典,我参加一次关于媒体发展的专业研讨会。研讨会给人印象很深刻,那是我第一次去瑞典,而且注意到这个国家的知识界和商界是何等关注重大国际问题。第一次听俄罗斯记者讲在那里做新闻的艰辛,如何随时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一次听到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模式与大陆(指欧陆)新闻模式的比较分析等等;许多个第一次。
相比之下,我讲中国的新闻转型,显得不那么新鲜典型,我自忖讲得不很清楚,听众们兴趣也不是很大。只有一个瑞典人专门过来找我,一次次地聊,不是谈新闻,而是谈整个的经济社会转型。他问中国总是问到点子上,对情况很熟悉。再谈,原来我的许多熟人,例如,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白重恩—这些正筹措着要回国,但还没有正式回来的、优秀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人,他居然全认识,甚至在考虑着怎么帮助他们在回国工作时得到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