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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与监事会能力 德国私有银行与国有银行的比较

来源于 《比较》 2010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10年10月01日
Subprime Crisis and Board (In-)Competence Private vs. Public Banks in Germany
出版日期 2010-10-01
本文见《比较》2010年第4期

封面文章

当期杂志

哈拉尔德·豪 马赛尔·图姆

1.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对德国国有银行的偿付能力有着巨大影响。四家完全或部分国有的德国银行——西德意志银行、IKB德意志工业银行、萨克森银行和拜仁银行,在这次危机中不得不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商业记者沃尔夫冈·明肖对此发表了评论:

  更有趣的是,不知是否巧合,所有陷入困境的德国银行全都是国有银行……这件事再次告诉我们:德国经济充斥着太多的银行,更确切地说是太多的银行家。这些机构的大多数监事会成员本身就是金融文盲,并不完全懂得如何用新式的金融工具如CDOs(债务担保债券)或CDS(信用违约掉期),进行投资和退出投资。此外,他们没有执行合理的风险管理系统,而这一系统对私有银行来说,几乎是无法负担的。1

  我们的研究旨在验证如下两种观点:一是与私有银行相比,德国的国有银行是否确实遭受了更严重的次贷相关损失;二是这一损失是否反映了国有银行监事会和私人银行监事会能力上的差异。

  找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远比单单研究德国银行业的背景更重要。纵观世界各国银行业可以发现,大部分银行资产依然掌握在国家手里。拉·波塔、洛佩兹-德-西拉内斯和施莱弗(La Porta, Lopez-de-Silanes 和Shleifer,2002,以下简称LLS)2的研究结果显示,在1995年,平均而言,每个国家的前10大银行里,42%的股权归国家所有。拥有大批国有

  银行的德国银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全球范围内银行控制权分布的典型。此外,国有股权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体系中都拥有相似的治理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高层次的公务员和政治家行使本应由私人股东或其代理人行使的监督职能。这一结构引发我们思考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这种银行的监管质量如何?国有制是否一定要以银行的管理效率低下为代价?这个问题的经济意义远远超出了对德国经济背景的分析。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德国政府近期发起了一系列针对问题银行的注资计划,因此银行的国有股份比例可能会急剧增加。甚至在一些国有股份占其银行业的比重从来都微不足道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现在也成了部分国有化的银行业体系。政府会在获得各银行股权的同时,指派相应的出资人代表和政府人员吗?我们再次发现,探究此类政府指派对银行监督的有效性非常必要,恰好德国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案例。

  银行业危机当然也会导致很多私有银行举步维艰。首先,我们不能说私有制是银行应对危机并能逐渐恢复的充分条件。事实上,同国有制银行一样,私人银行也有可能面临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然而私有银行在风险控制上的不足并不能说明银行治理毫不重要;第二,当面临风险选择时,股东基本上没有最优的动机。公司金融理论强调私有股权的期权特征会鼓励股东承担过度的风险。特别是,由于有限责任,从事过度风险活动的股东能在收益波动很大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平均收入得到增加。但是由于缺乏真正的破产机制,股东当然会面临长期预期回报下降的局面。因此,相比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例如国有银行的薪酬制度设计不当或者对管理层疏于监督,任何有关社会目标和股东目标的冲突,可能都是次要的问题。

  金融危机的爆发重新激发人们关注银行系统的稳定,即便是银行业监管者和标准制定者也普遍同意银行监管通常过于宽松和缺乏效率。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监管的宽松很可能是金融家们进行政治游说的结果。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信贷扩张和金融杠杆化这两大趋势实际上一直在为政治利益服务,而这种利益将来仍可能会持续存在3。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严格的银行监管从长期来看是否能抵御机会主义的政治行为?我们需要统一的方法来应对银行监管中的政治因素,以维持银行业稳定。为此,我们要另辟蹊径探寻其他政治措施,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希望银行能在不完美的银行监管下增强自身的稳定性4。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需要检验银行治理在银行经营中的作用。我们更进一步观察数据便能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业绩的表现差异很大。而我们能从这些差异中能学到什么呢?他们是否能用银行治理的质量来解释呢?我们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作了一些阐述,主要有五大发现:

  1. 以这次金融危机为背景,我们对29家德国最大的银行进行取样研究,发现国有银行整体表现不佳。在调整了银行规模之后,从2007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第三季度,国有银行资产减计和损失平均是私有银行的3倍左右。

  2. 对德国最大几家银行的593位监事会成员的个人背景调查显示:与国有银行相比,私有银行监事会成员的管理方式和金融从业经验在整体上要更为突出。监事会能力的差异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且绝对数值也很大。

  3. 在金融危机中,银行的损失与监事会成员的金融能力不足相关。因此,我们对国有银行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缺乏有能力的监事会。我们利用政治委派的监事会成员数量作为外生数据变量进行统计,从而证实了监事会成员能力和危机表现之间的因果联系。

  4. 我们发现,没有证据显示,与国有制相关的其他管理约束是解释银行运营不佳的原因,例如与私有银行相比,国有银行的管理层薪酬水平只略微低一点(约低9.5%)。

  5. 我们发现更高的管理层平均薪酬与银行损失程度正相关,这与原先人们认为的有效市场中的管理层薪酬特征恰好相反。此外,投资于管理层监督和选聘所得到的回报比起更慷慨的薪酬方案来说要高得多。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描述了德国银行系统,回顾了德国国有银行在历史上的业绩表现,并比较了它们与私有制银行在最近这次金融危机中的业绩。与公司治理的作用和危机中的业绩表现有关的不同假设在第三部分阐述。第四部分对国有银行和私有银行公司治理质量进行了细致研究。这里我们运用593位监事会成员的背景数据来衡量监事会个人能力和监管力度。第五部分考察了监事会质量与银行在危机时期的业绩表现的联系。在第六部分,我们探讨了关于银行业绩表现差异的其他解释:国有银行的管理约束和一般情况下高管薪酬的作用。政策性结论的总结在第七部分。

版面编辑:朱张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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