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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北京西北郊的玉泉山尚有寒意。山下数百米外，园林工人正在修饰一片方圆30多公顷的绿地。
很难想象，就在十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生活着2万多人的村庄。2009年6月，作为北京市城乡一体化改革启动的第一个试点，这个已有近千年历史、名为“北坞村”的村庄被整体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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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北京上方鸟瞰，即将进入拆迁改造的北京周边的村庄，位于海淀、朝阳、昌平、石景山、丰台、大兴等京郊诸区，呈环状散落于北京的四环到五环路沿线。其布局曲折如带，将偌大的京城环拱其间。如果规划成为现实，到2020年，上述村落将不复存在，北京市建成区面积也将相应扩大一半以上。
在不少北京人眼中，这是政府发动的一场新“造城运动”。事实上，改革开放后，这样的趋势不断强化，北京以加速度向外伸展，一圈又一圈地蚕食着城乡接合部，不断“摊大饼”式地扩张自己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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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委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使北京市政府下决心对周边城乡接合部进行拆迁改造的直接原因，是治安和管理的混乱。
北京城乡接合部的问题由来已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以“天时、地利、人和”之势形成了独特的凝聚力，人口规模开始极速膨胀。在北京，常住人口1990年为1000余万人，到2000年升为1300余万人；到2009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75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509.2万人，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9％。而此前，北京已连续三年每年增加常住人口50万人以上——这个增量，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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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国内权威土地学专家认为，北京城一次次“摊大饼”的核心秘密，在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
与西方发达国家土地产权私有化不同，中国的土地为公有制。具体而言，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则为集体所有。
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在农村转变为城市的过程中，集体土地、尤其是进入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土体不能进入公开市场，因而城乡接合部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边缘一样，自主发展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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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北京市政府首先圈定海淀区北坞村和朝阳区大望京村，作为此次大规模城乡接合部改造的官方试点。
两个试点村补偿之多全国罕见。北京市还宣布，“大望京模式”和“北坞模式”，将被推广至未来全部的城乡接合部改造。
大望京村的城市改造，是一个改良版的征地建城模式。
……
当然，北京市在大望京选择改良版征地建城模式，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大望京模式”之所以能实施，关键的因素在于其土地相对充裕——大望京村土地多达105公顷，除绿化和道路用地，还有41.6公顷可以纳入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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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快要搬回去了。”4月初的一天，北坞村党支部副书记郭玉明指着手里的规划图，告诉本刊记者。
他所说的“搬”，是指北坞村700多户村民的回迁。距离村庄原址不远，名为北坞嘉园的六层高的几栋回迁房已经基本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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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坞模式”来说，最有新意的是，为破解村民未来长期收益难题，北坞的村集体将获得相对较多的产业用地。
虽然北坞村民获得的一次性补偿少于大望京，但这块产业用地的面积达到21.5公顷。在这块工业用地上，规划的项目除了2万平米的外来人口租赁公寓、汽车4S店、生态餐厅，还有一家高级酒店。
也就是说，北坞村产业用地将不改变集体土地性质，由村集体组织运营，未来计划通过土地入股、合作分成等方式，招商引资，实现农民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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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坞和大望京两个试点村的共性，是当地村民的长远利益被空前关注。在政府主导下，“集体参与、农民分享”的模式全国罕见。
更为人乐见的是，北坞村的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城市新规划，绕开了以往政府征地后“招拍挂”供地模式，土地级差收益的获得更倚重长期产业回报，这为今后破解“土地财政”提供了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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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土地学者认为，北坞、大望京试点在北京的出现，标志着北京传统的征地建城模式已举步维艰。
生活在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难发现，如火如荼的拆迁改造和城市建设正在进入高潮期，并日益成为生活常态。放眼全国，从天津到上海再到杭州，从北京到武汉再到深圳，从西安到重庆再到昆明，毫不夸张地概括，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在经历一场由内向外的高速扩张。这种扩张从形式上表现为城市版图的扩大，城市建设向周边农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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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岭开始拆迁了。
位于北京城西北郊的唐家岭，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城中村”，只因聚居于此的“蚁族”被广泛关注，逐步成为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象征。
流动人口聚居，是唐家岭最明显的外在特征。在唐家岭，外地人的数目大大超过本地人。本地户籍人口不足3000人，外来人口却有5万以上。其中不少居民有过多次辗转的经历，有很多人就是刚从新近拆迁北坞、大望京等村庄搬迁过来的。
搬迁赶不上拆迁。2010年3月29日，唐家岭地区村民回迁楼及多功能产业用地正式奠基，标志着唐家岭地区整体改造全面启动。按照计划，唐家岭地区整体腾退将在2010年12月31日前完成，安置房及多功能产业用地建设将在2012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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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唐家岭
更好的就业，更多元的发展空间，更优质的生活—北京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外地人源源不断涌入。
上个世纪末，北京市以及海淀区政府在中关村西北的上地一带，规划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用来容纳数量和规模不断膨胀的大批软件企业。
唐家岭正紧邻这一地带。虽然中关村科技园区内部已然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城市景观到唐家岭村边就戛然而止。以上地西路为界，充满现代化气息的高科技新城和唐家岭拥挤的握手楼群，奇妙地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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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升级”是与非
唐家岭所在的西北旺镇，作为海淀山后地区的四镇之一，早在2003年即入列海淀新区的规划图纸。规划方案提出要“加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改善就业环境和提高宜居度，集聚高素质人口，带动新区人口素质提高”。为此，要“研究制定人口调控政策，加强对本地人口的就业培训，严格控制外来低端人口聚集”。
不过，随着“蚁族”越来越被舆论关注，并获得人们的广泛同情，他们的命运逐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2010年1月北京“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建议，要为外地留京大学毕业生配建公租房。政府也多次承诺，要为外来人口兴建廉租公寓。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曾正面表示，唐家岭将是廉租公寓的第一个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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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搬得越来越远
对于“蚁族”，“白领廉租公寓”总是一个希望。但唐家岭的另一群租客——在本地从事着普通服务业、身份最为“低端”的农民工未来去向何处，决策层尚无明确表态。
“报纸上都在说‘蚁族’，和我们比起来，他们都是有钱人。”56岁的陈秀莲，两个儿子在中关村当保安，小孙子则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校读书。一大家子在一排仓库似的平房里租了两个房间，已经住了两年。而现在，他们只能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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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人口”何处去
城市人口的规模控制，始终是北京城市发展的重要话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一直将现有人口规模已经超出水资源承载能力作为依据，力图控制人口规模。和中国的其他大城市一样，通过暂住证和收容遣送制度严控外地人口进入，一度成为北京城市管理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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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的崔各庄乡，位于东北四环和五环之间，紧邻高楼林立的望京。随着北京市五环路、机场高速公路的开通，全乡15个行政村，日益成为外来人口的聚居地。
2009年，以大望京村的拆迁起点，崔各庄揭开了大规模拆迁改造的序幕。从年底开始，崔各庄村、善各庄村、索家村等五个村的城市化改造，列入崔各庄乡2010年工作日程。
由于补偿标准高于以往，且拆迁腾退不再交给开发商，而是由村集体自行动手，大望京村创造了53天腾退搬迁的“奇迹”。
大望京的成功，为其余村庄的农民树立了新的利益标杆。一年以来，如何以有限的土地向政府换取更多的补偿，成为万余村民生活的重要主题。这又为下一步的拆迁增加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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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众生相
目睹大望京村拆迁的各村村民早做打算，抢在拆迁开始前发动了新一轮盖房热潮。不过这些速成的房屋，都属于“违章建筑”之列。
虽然乡政府工作人员在“入户测量摸底”时一再强调，违章建筑将不享受补偿，但所到之处，崔各庄村各家各户几乎都是“飞砖磨泥”，一幢幢简易房屋顷刻拔地而起。“既可以在入户测量时增加补偿面积，也可以出租给从大望京村迁来的外地人，一举两得。”一位村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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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升级战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新“地王”的出现，带动周边房价开始新一轮上涨。在高房价遭遇千夫所指之际，崔各庄的村民们也在网络上自建的“群”里热烈讨论：“大望京的土地卖出这么高价，是不是我们的补偿款也能高一些？”
比照大望京的腾退方案，崔各庄乡2010年的五个村腾退仍然采用定向安置、货币补偿的两种方式，由村民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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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赢家？
崔各庄乡政府公开宣传：大力推广望京模式，腾退补偿价位不低于周边乡，与望京腾退补偿只相差区位价；望被腾退人一定不要盲目攀比，配合乡村和专业公司早日腾退。
为了弥补房租收入减少的损失，政府承诺分配给有劳动能力的村民人均50平方米建设用地，由乡统筹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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