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清：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提高资本的质量，提升资本充足率。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Ⅱ，本来被认为是非常好的规则。但是在金融危机中，很多银行不得不在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补充资本，甚至需要政府注资，引发极大争议。

　　《新世纪》：一些国家已经把银行的核心资本的要求从4%提高到8%，巴塞尔委员会对此是否认可并推广？

　　姜建清：未来的资本充足率标准现在正进行全球定量测算。银行的核心资本肯定要增加，总体资本充足率也要上升，但具体比例还待定。

　　《新世纪》：这对中国银行业有什么直接影响？

　　姜建清：非常小。根据工行初步测算，若完全按照讨论中的新规则实施，对工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其中，对一级权益资本影响仅0.3个百分点，因为中国的银行一级资本里面没有创新型工具，基本上都是权益一级资本…[详细]

　　《新世纪》：这次危机中，西方的银行业都出现了“流动性黑洞”。这时候，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新的流动性风险衡量指标，这对银行业的影响何在？

　　姜建清：主动负债为主的西方银行体系，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市场上的流动性会骤然消失，出现“悬崖效应”，流动性骤然消失。

　　流动性实际上就是银行在可接受损失的前提下，获得新增资产和偿还债务所需资金的能力。银行的一项功能就是“转换”，包括将短期分散的存款转换成长期贷款，即期限转换，这从本质上决定了单一的银行机构因期限不匹配风险，容易受到流动性冲击，并且流动性风险会传递。

　　《新世纪》：金融危机后，去杠杆化成为趋势，这是否意味着从此银行业的效益要大打折扣？

　　姜建清：杠杆率（总资产和权益资本的比率）过高被列为本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杠杆率所反映的风险信息应受到高度重视。

　　《新世纪》：银行的顺周期性是不是一个“自然规律”，提出反周期资本监管措施，你认为能做到吗？

　　姜建清：银行的顺周期问题确实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因为银行在繁荣的时期往往是多放贷款，资本要求也比较低；衰退时期资本要求比较高，银行也相应削减信贷规模。由此，金融业在危机时出现了对实体经济进一步的破坏性作用…[详细]

　　《新世纪》：这次金融危机后的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莫过于“大而不倒”。你作为中国最大金融机构，甚至也是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怎么看？

　　姜建清：前不久，花旗的董事长也问及我的看法。我开玩笑说，现在没有数据可以证明，300座、500座的大型飞机的风险一定比20座的飞机大。固然大型飞机一旦出现问题，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因此取消大型飞机，主要是因为其效率，成本优势。当然，要使用大型飞机，就要有更好的飞机场，符合条件的驾驶员、导航设备、飞机空中管制等，实际上就是要监管有效。

　　《新世纪》：难道“大而不能倒”是一个伪问题？

　　姜建清：我并无此意。实际上，“大的银行”和“系统性风险”之间，两者不是对等的关系，防范系统性风险关键是针对大银行相对复杂的业务结构，要有相适应的有效监管。

　　《新世纪》：现在有讨论说，认为应当从限制机构规模入手，确保“大也能倒”？

　　姜建清：所谓的“大银行”，仍是个模糊概念，简单以规模来衡量并不确切。现在的银行比过去的银行规模大得多；大国和小国相应的标准也不同。如果用限制规模的方法， 20年以后变成一堆一样大的机构，又该怎么办？…[详细]

　　美国马拉松式的金融监管改革立法撞线在即。

　　6月25日清晨5时40分，长达20小时的会议后，美国参众两院终于就金融监管法案的最终文本达成协议。至此，美国监管改革立法过程已经持续了363天，先后经历了财政部提案、众院立法、参院立法、参众两院协调四个阶段。虽然6月28日美国资深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伯德去世，给这一“立法马拉松”的最后阶段带来一些变数，但7月中旬该法案正式签署为法律已成定局。

　　这一法案全称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又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和众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命名，简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它号称自“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反映了美国朝野从政府到国会、从法律界到学术界对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全面反思。它有望在美国金融史上成为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正式名称为《1933年银行法案》）比肩的又一座金融监管里程碑，而且可能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新标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