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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
舒立对话

冷静认识自己客观看待世界

对话人: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胡舒立《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表现突出,经济的相对实力大大提高,
受到举世关注。

  1994年9月,当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首次遇到钱颖一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留美经济学者的骄傲了:清华出身,上过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哈佛博士,而且在斯坦福经济系任教。一系列的一流背景组合在一起,在当时,对中国人是太少了也太难了。

  我们那时就成了朋友,常交谈,记得我回国前,他还专门请我去当地最好的中餐馆吃饭。交谈得多了,我受益不小。但对他做事有些过于认真的方式有些不解——我记得自己约过多次稿,颖一却从不答应,称不愿意轻易写文章。我问为什么,并且举了克鲁格曼的例子,颖一说,那他是成精了呀。我还差得远呢,我只能写想清楚了并且能讲清楚的事情,不敢随便写,所以无法答应我。我只能遗憾—这么成功的人,怎么还这么认真呢?

胡舒立,拿中国与外国比较,问题是中国发展并不均衡。即使是城郊,差别都特别大 钱颖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都是制度安排,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或价值
路径、目标、价值
  胡舒立:我们认为,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而言之,无非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各界对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发生了不少争议和分歧。你怎么看?

  钱颖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进展最突出,但这三个目标都还没有达到,还有很艰巨的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都是制度安排,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或价值。人类的终极价值,是诸如自由、福利、正义等最终目的。这些制度安排是实现这些价值的机制。历史经验表明,正是在这些制度之下,人可以享受到最大范围的自由,发挥最大程度的创造性,生产力得到最大的提升,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可预见的规则缓和与调解,人有尊严,社会有公正。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受到广泛认可,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实现人的这些终极价值。另一方面,各国在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方式上和路径选择上可以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各国历史和文化的不同。中国的改革就有中国特色,它反映在中国的改革路径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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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认识自己
  胡舒立: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钱颖一: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表现突出,经济的相对实力大大提高,受到举世关注,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沾沾自喜。今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几乎没有悬念。现在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

  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5亿美元(按照1美元等于6.8元人民币计算),美国是14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35%。未来十几年内,如果中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以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比率三项之和,其年均值不低于7个百分点的话(比如中国增长速度为8%,美国为3%,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人民币每年相对与美元升值2%),就需要16年,即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当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如果不用名义汇率而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8年GDP则是美国的57%。如果中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平均为6个百分点的话,那么需要10年,即到2018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在十年前,当我给出这些预测数字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如果说在十年前这种预测实现的概率为10%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概率就可能成为90%了。但是,先决条件是:中国必须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持续保持上述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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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看待世界
  胡舒立:谈这一切,特别是谈如何认识今天的中国,是离不开现在的全球经济大背景的。这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对中国、对世界,方方面面都有重大冲击。你怎么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钱颖一:过去二三十年中,比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但这次金融危机跟过去二三十年中的危机都不一样,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先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后来演变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最近又蔓延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目前日本的主权债务也很高,经济很脆弱。有意思的是,不仅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多少直接的伤害,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多少伤害。事实上,亚洲、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表现都不错。所以,这次危机根本就是发达国家的“病”,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病”。

  这显然与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中的缺陷有关,也同发达国家的政府不负责任的举债支出有关。相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本来就不发达,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汲取了过去的教训,不再靠通货膨胀来弥补财政赤字,并且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大量增加外汇储备以防范风险。所以这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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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结
  胡舒立:现在处在所谓的“后危机时代”,中国看上去躲过了危机,而且对缓解危机贡献巨大,“4万亿”受到肯定。在国内,也有人开始热烈谈论“中国模式”,我感觉其中有不少混乱的认识。

  钱颖一:我曾跟欧美学者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你们的伤害都在面上,是看得清楚的。而中国经过这次危机相对地位上升了,是受益了,但这不是全部。因为我强烈地感到,如果这种受益使得我们不能冷静地认识自己,不能客观地看待世界,那么我们就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就会走入误区,那对中国未来的伤害就会很大。这种伤害源于误读正在发生的事情,源于认识的混乱。认识的混乱会误导决策。

  这种误读由于中国人从上到下的、普遍的两种情结而变得加重:一种是“大国情结”,另一种是“复兴情结”。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事实。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之一,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上领先,后来落后了。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回到历史上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下中华民族在“复兴”,这也是事实。这两种情结单独来看,都没有什么不好,但这两种情结会互相影响、互相加强,不断膨胀,则容易走向偏激。

  如果我们以“大国崛起”固步自封,时时用“民族复兴”压倒一切,那就容易蜕变为狭隘民族主义。这既不利于中国融入文明世界,也不利于中国自身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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