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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 大趋势
舒立对话
  我和埃里克·伯格洛夫(Eric Berglöf)结识于2004年。那是在瑞典,我参加一次关于媒体发展的专业研讨会。研讨会给人印象很深刻,那是我第一次去瑞典,而且注意到这个国家的知识界和商界是何等关注重大国际问题。第一次听俄罗斯记者讲在那里做新闻的艰辛,如何随时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一次听到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模式与大陆(指欧陆)新闻模式的比较分析等等;许多个第一次 …[查看全文]
胡舒立
胡舒立 |  
《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欧陆式资本主义中社会主义成分更多,其政府也很迅速通过国有化,实现了金融救助
舒立对话
| 埃里克·伯格洛夫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政府机构的复杂性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中国领导人会把简化政府结构作为一个努力的目标
伯格洛夫
欧元区应该走哪条路?

  胡舒立: 此次欧元危机,独立货币政策的缺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伯格洛夫: 这确实是欧元区面临的根本挑战,它也面临着选择:是加强欧洲内部的财政协调,还是放弃这种努力,由此可能导致欧元毫无出路。这是摆在欧洲面前的大问题。

  

  胡舒立: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欧元区应该走哪条路?

  伯格洛夫: 我认为,在整体的欧洲计划中,欧元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需要在欧洲的核心国家之间加强财政协调力度,扩大公共政策的执行范围。

  

  胡舒立: 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体系,又相互紧密联系。这一想法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伯格洛夫: 没错,因为其他国家被迫接受欧洲大国的导向和政策。货币政策的分歧尚且如此,财政政策的分歧就更甚。因为财政政策直指社会构建、收入分配等核心问题,所以,执行起来会非常困难,但是,我认为,这是创建一个更加协调一致的欧洲的惟一出路。

  

  胡舒立: 欧元危机的代价是什么?目前,我们能找到多种理由来解释危机产生的原因。比如说,假设美国没有经历这次金融危机,那会不会是另一番情形?

  伯格洛夫: 即便如此,欧元危机也会潜伏,在将来某个时候发生。当然,我们知道,金融危机一旦发生,紧跟着就会有财政危机。基本上每次严重的金融危机都会伴随着财政危机,这正是目前欧洲面临的情况,财政抵抗力最弱的国家常常最先遭受打击。回到危机之前,再回望财政局势,本来还是相当可持续的。但是,对财政平衡需求的加大,显然是导致财政危机、使得这些国家遭受重创的原因。陷入危机后,经济下滑,产能下降,税收减少,财政收入也就随之萎缩,均是对财政平衡需求加大所致。

  

  胡舒立: 这么说来,即使美国没有爆发金融危机,欧洲的危机也迟早会到来?

  伯格洛夫: 这很难说,金融危机总会存在,它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我想,如果没有爆发金融危机,欧元危机或许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但是,希腊和其他一些国家要区别对待,希腊财政的可持续性相对较弱,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也需要调整,但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成功克服危机。在希腊,危机或许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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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力而行的福利政策

  胡舒立: 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欧洲的政治家很喜欢指责华尔街,“欧陆式资本主义”更受推崇。这次欧洲危机,似乎欧陆模式又出了问题。你对此怎么看?

  伯格洛夫: 这有点讽刺意味。危机发端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其结果也已显现。相对于欧洲大陆模式来说,或许在欧盟模式中更为明显,而欧盟模式与欧洲大陆模式又是截然不同的。以往放松管制和依赖市场信号的做法已逐渐改变,政府对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干预将会加大。同时,我们还将看到经济具有更大缓冲,资本需求增加。这可能更多地与欧洲大陆模式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是对欧洲大陆模式提出的挑战,而是把各个国家、各种不同的民主制度统一到单一货币体系下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

  

  胡舒立: 我明白你关于货币的看法,我是想讨论欧陆模式。欧陆式资本主义中社会主义成分更多,社会福利水平高,追求社会平等;另一方面,其政府也很迅速通过国有化,实现了金融救助。

  伯格洛夫: 我刚才谈的也是这个问题。此次危机的教训不应该是缩小社会福利或加大市场引导,或许正相反。一些国家的财政力量暴露出了问题,原因不在于它们的社会福利高,而在于相对税收而言,它们的政府支出太大。以希腊为例,税收收入基数很低,而政府开支非常大。希腊的根本问题是他们不愿意纳税,穷人不纳税,越来越多的富人也不纳税。相当一部分财富设法逃税,并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这不是社会福利的问题,而是欧洲内部政策协调的问题。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不错,但也遭遇了危机,其中有些国家还是重要出口国。欧洲受到的打击还包括贸易冲击,所以,许多经济体,例如瑞典经济的产出,就受到重创。不过,它们也很快走出了阴影,问题的根本不在社会福利上。

  

  胡舒立: 危机冲击之下,欧陆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会受影响吗?

  伯格洛夫: 我想发达国家可能情况各异,但是,福利国家还未见变化的迹象。显然,各国都要应对全球危机的影响,着手解决危机引发的本国财政问题,但这更多是个短期调整,而非根本挑战。当然,如果资源有限,也无法付诸实施。

  

  胡舒立: 你认为福利国家制度不是问题,那么,危机的关键是什么?

  伯格洛夫: 据我观察,无论如何要建立更安全的金融体系,政府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影响。虽然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这显然是未来的趋势。应该加大各国的影响力。危机前,我们就看到了国际协调的倾向,力争将拥有大银行集团的国家都纳入协调行动中。这些国家运作、管理、监督这些大银行集团,但是,那些附属于大银行的国家却鲜有影响力。现在的趋势是“所在国准则”的约束力减弱。尤其在欧洲,大银行跨国运作业务,而那些拥有大银行集团的国家,本应担负起监管责任,却收效甚微,致使接受这些银行业务的国家受到银行经营的影响,从而更多地开始监管这些银行。这一全球计划被称为20国集团峰会进程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给予各国更大的权力,以调控在本国经营的银行。所以,这是全球协调的问题,而不是发表各国政策声明,谈论收入分配、公民服务的问题。这是着眼于各国金融体系跨越国界并力图调控金融体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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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之难

  胡舒立: 你是东欧转型问题的专家。能谈谈危机对于这个地区的影响吗?

  伯格洛夫:这个地区跟欧洲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说,东欧国家非常依赖出口,所以,金融危机对他们的打击就是国际贸易大幅下滑。如果考量平均产出,这个地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其中俄罗斯尤为关键,它是20国集团中受危机打击最大的经济体。
  但这还是实体经济,贸易受到重创。在金融业方面,东欧国家非常依赖外国银行。再看资金流动方面,新兴市场的资金外流最少,而世界其他地区,如亚洲、拉美的资金外流更多。东欧国家是非常开放的经济体,贸易体系很脆弱,但是,对金融危机的抵抗力相对较强,当然各国有所不同。波兰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经济没有衰退。波兰国内经济强劲,对贸易冲击的抵抗力较强,也有财政盈余。这都使波兰面临全球危机时适应力更强。
  匈牙利是个例外,财政薄弱,债务累累,长期受大量财政赤字困扰。全球危机来袭时,它成为东欧最脆弱的国家,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的资助项目,来稳定本国经济。现在,匈牙利债务依然很多,不过,其财政调整走在了东欧国家的前列,它们在短期内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没有国际支持,匈牙利也不会幸免于危机。

  

  胡舒立: 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表现有什么区别?

  伯格洛夫:可举两个同属欧元区的国家为例,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危机来临时,两国都受到贸易冲击。尤其是斯洛伐克,汽车产业规模大,受危机打击严重,不过,复苏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他们是更传统的V型衰退,经济下滑幅度大,复苏却也快。其他地区经济下滑幅度也很大,可复苏很慢,欧盟国和非欧盟国都有这种情况。不过,总体来说,欧盟成员国似乎能稍好一点度过危机。
  比如,波兰和捷克都表现不错。捷克的金融政策相当平衡,在全球危机弥漫之际,它就调整银行体系,准备应对危机。捷克提出,“我们不会很快加入欧元区,我们会坚持长期目标,但是,在接下来的五年内,我们不会加入。”这样,私营经济从业者就不断进入,建立起本地货币市场,而不是依赖欧元。他们向新的市场注资,以帮助应对货币风险、利率风险等,这就使得捷克银行体系具有了很强的适应性。
   类似情况在欧洲国家也已出现。尽管明年爱沙尼亚可能加入欧元区,但距离欧元区迎来下一个成员国将有很长一段时间。对那些等待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来说,这并非易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给了他们一段时期来做准备。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如果还没做好充分准备,就不应该急于加入一个货币同盟。希腊和葡萄牙的例子说明,毫无准备或者造假加入货币同盟,要付出很大代价,基础并不稳固。东欧要做准备,他们还对欧元区的远景有一些疑问:欧元区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能否更加协调一致? 会不会是另一种情形?当然,东欧人甚至也在考虑欧元区有可能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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