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智对体制之恶？

　　1943年，工作日。他的上司照例口授军机，他照例埋首速记。阳光似乎不错，集中营的棚屋和成群劳作的人影，明晃晃映在半边玻璃窗上。上司阿蒙·哥特忽然一手摘下墙上的枪，一手推开了窗子。一连串枪响，然后只有惨叫。他整个人都冻住了；上司转过身，语调并无起伏：“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

　　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多年之后，一字一顿，仍是梦魇。我们是谁？是纳粹军官和他的犹太秘书吗？

　　1993年，这一幕搬上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米泰克·培珀（Mietek Pemper）在集中营的工作经历，由是广为人知。在后世的追问之中，最直接凌厉的是：“既然明知哥特是杀人凶手，为什么还要当他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