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中国改革》付梓之时,正值纪念辛亥百年之际。革命是维新无路时难以避免的结果。严复早在戊戌维新时就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可惜清政府在这三方面均不及格。凝聚社会共识、重塑国民伦理,起点均为开启民智。其时鼓吹开民智最力者当数报人,媒体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正在于此。
如今,开民智这个课题远未完成,毋宁说更加重大和紧迫。开民智在某种意义上有赖于开官智。一组有关网络时代的治道之变的文章成为本期重头。改革开放之初以一篇《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引起强烈共鸣的祝华新提出,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其文梳理众多案例,所提对策可谓苦口婆心。政治学学者任剑涛探讨了微博参政助推执政方式变革。“不是要社会适应权力已经形成的支配惯性,而必须转变为党政权力适应社会变化的合作共治局面。”堪称醒世恒言。舆论学者喻国明一向出语平实,但在分析如何看待和构建微博的社会影响力时,他提出,不要用“文革”的手段或“文化原教旨主义”逻辑去对待微博中出现的不太符合官方口味的内容。语气不无激越。这组建设性的文章有助于消除某些官员对网络新闻、网络民意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