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温州的飞机上,坐在我身后的,有两三个温州企业主。其中两个一路都在讨论温州的高利贷问题。飞机到北京,还在滑行,其中一个把手机拿出来开机。很快,一个电话打过来。他说:“我在北京。”电话那一端可能在问到北京做什么,这边回答说,“我要请人吃饭。”随后又加了一句:“我没有跑路。”周围的几个朋友嘿嘿一笑。
这是温州高利贷危机最真实的写照。
30年前,温州人依靠民间借贷办企业,创造了温州奇迹;30年后,赖以发家的民间金融链条,坑苦了温州人。
在离开温州的飞机上,坐在我身后的,有两三个温州企业主。其中两个一路都在讨论温州的高利贷问题。飞机到北京,还在滑行,其中一个把手机拿出来开机。很快,一个电话打过来。他说:“我在北京。”电话那一端可能在问到北京做什么,这边回答说,“我要请人吃饭。”随后又加了一句:“我没有跑路。”周围的几个朋友嘿嘿一笑。
这是温州高利贷危机最真实的写照。
30年前,温州人依靠民间借贷办企业,创造了温州奇迹;30年后,赖以发家的民间金融链条,坑苦了温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