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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访泛滥成灾，化解信访成为各级政府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当今中国简直可以称为“信访中国”。这里所言的“信访”，除了通常指称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意思以外，还特指人民群众“信访不信法”的困局。 在这里，“信”作动词，“访”作名词。人们似乎越来越喜欢用一切传统的方式向上司哭诉、请愿，而不在乎诉诸司法程序。过分相信或依赖“信访”途径，当然意味着“信法”程度降低。人们习惯于把自己当成潜在的“访民”或“哭诉者”，而不是依法定程序当家做主的“公民”。 严峻的信访态势 当今中国的信访的严峻态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访量高居不下；越级上访增多，动不动就“赴省进京”；多头信访普遍；群体上访增加；涉诉信访比例极大…[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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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堪的信访方式 除了上述形势严峻的信访大格局之外，近年出现了很多令人难堪的尴尬的信访。说难堪或尴尬，是从政府一方的立场上讲的，百姓也许一点不觉得难堪或尴尬。 第一个是“缠访”。有些上访人总是就一个案件没完没了地反复上访。 第二个就是闹访。人们相信，信访能不能成功，就看闹到什么程度。 第三个就是群体信访。群体信访实际上就是把信访和游行示威合而为一。 第四是携媒体之威的信访。现在的媒体，特别是党报和电视台，几乎都变成了准信访部门。 第五是携“洋人”之威的信访。中国政府很注意自己的国际形象，很怕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在举办国际性重大活动，比如奥运会、博鳌论坛、世博会、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时候，就格外强调维稳，控制信访。 第六是在敏感日期进行信访。吉庆的日子里不希望有信访是地方政府的普遍愿望。 第七是“上访村”的“村民”们互相助势。 第八是以“赴京自首”的方式信访。 信访现状的尴尬还体现在一些特殊信访人的出现…[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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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官民都偏爱信访 当今中国的信访现象如此普遍和持久，跟官民两方面都格外看重信访有关。执政党和政府历来特别重视信访工作。这种重视，大约基于三条理由，或是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党和政府历来认为重视人民来信来访是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共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 第二，党和政府历来认为，信访是实行党纪政纪监督的最重要途径或工具。通过信访了解政情社情，发现贪官污吏，发现冤假错案，有利于对执法人员、司法人员实施及时有效的监督。特别是要随时发现执法司法不公，以便及时纠正，保护百姓的权益。没有信访，党纪政纪监督就不方便了。 第三，信访工作是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司法和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的关键。党要领导司法，领导行政执法，自然要通过人民来信来访。因为党的领导不能流于空谈和虚化，必须是通过具体的行政、司法工作实行具体的领导。法律既没有明文规定关于党的领导机关对司法和行政执法工作的具体领导或指导程序，那么通过人民来信来访的方式即时掌握行政执法和司法动态、发现问题、做出指示，就是实现领导的一个好方式…[详细]
困窘的化解方式 信访形势如此严峻，其手段形式如此令人难堪，因此，当政者不能不竭力化解。各地方化解信访的做法五花八门，动机也许都是为了地方形象和治安，是为了维稳，但其效果和影响就大有可议之处了。不容否认，各地方化解信访的努力，虽然有一定的正面效果，但也引起了许多争议。 第一是信访办截访。拦截上访告状者，这大概是古代中国就有过的，但“截访”一词似乎是最近几年才有的。对信访的“不良”影响越害怕，可能就越重视信访；越重视信访就越要千方百计控制信访的“不良”影响…[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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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处理体制之困 目前中国的信访处理体制没有理顺，问题比较严重。 第一是信访多头管理。所有的党政机关、公检法、工青妇，都有信访机构，都有处理信访的职权。这些信访机构职责互相重叠，有时难免互相推诿、扯皮、打架，这也必然造成效率低下、资源浪费。 第二是信访机构定位不明。信访机构本来只是一个通达上下、传递吁请的机构，不应是纠纷处理或准司法机构。但是，现在《信访条例》有把它定位为准司法机构的意思，比如要求它直接开听证会，做出信访处理决定，以解决纠纷。这与法治国家以司法为解纷最后途径的理念是矛盾的…[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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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统的惯性 在中国，为什么出现这种信访泛滥的局面？我们应该探讨一下历史文化根源或历史原因。中国的信访现状，是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惯性造成的，非一朝一夕之故。 第一是多头司法的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自古就有多重或多头司法的传统。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司法机关，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所有机关都有司法权，只不过是多和少的差别。有时候，宰相可以司法，监察御史也可以司法，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可以司法，提举常平司、盐法道、漕运总督、九门提督、五城御史……都可以部分地行使司法权。从《周礼》开始，几乎所有的衙门都有解决纠纷、惩恶除害的司法职能…[详细]
治标之策和治本之方 中国现在的信访困境，出路何在？办法不外两层，一是治标，二是治本。先说治标，大概可以考虑以下方面。 第一是要理性地看待信访。信访是人民的权利，它不仅是救济权利的途径，还是举报贪官污吏的途径，是向党和国家批评建议的途径，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把老百姓上访当成是坏事。法律上没有“非法上访”和“合法上访”的区分。所以“一次训诫，二次拘留，三次劳教”之类是绝对不可以的。有人大代表提出立法建议案，要求刑法里设立非法信访罪，更是不可取的…[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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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许多社会信息亦表明，中国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积聚着大量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各种社会纠纷新旧交织、错综复杂。民众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利益诉求、寻求公权力救济的情况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在此过程中，信访作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
功能的偏离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信访定位为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途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信访制度在运行中偏离其应有的功能定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违背这一制度设计初衷的“乱象”…[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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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矛盾 诸多上访乱象，折射出当前信访工作面临的三大矛盾或曰三大困境。只有充分理解和化解这三个困境，才能找到产生“上访乱象”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改革与完善现行信访立法和相关政策，才能最终理清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找到遏止与治理“上访乱象”的突破口…[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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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监察专员（Ombudsman）是起源并兴盛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一种特殊的宪政制度，由议会选举的监察专员行使独立的职权，通过处理公民投诉以监督行政和司法。 过去200多年的实践证明，监察专员制度在监督公权、保障人权和推进善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它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尤其是信访制度改革，提供了一面可资借鉴的镜子…[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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