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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 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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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总理曾精辟指出:“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有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正因为财政问题如此重大,它日益成为中国公众热议的话题。

  就在本期杂志面世当月,国务院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首次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这是迈向财政透明的扎实一步。

  近些年来,缺乏约束、不断膨胀的“三公”经费常常引发争议、批评,也成为公众和学者呼吁“阳光财政”的导火索。国务院此举可看作政府对舆论做出的积极回应,这必将使得公众对这一事关自身切身利益的问题心更切、眼更亮。

  《中国改革》一以贯之地关注财政问题。2010年第4期的主打文章即为“预算变法”,穷尽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广度和深度。此次,我们力求基于实务而又超越实务,从财政与法治建设、社会转型、公民权利等更宽阔的视野分析这一问题。

  专家说,要给政府“洗脸”的时间。是的,财政透明急不得,却也慢不得、停不得。[详细]

——编者

  目前,“三公”消费与预算公开非常受关注,跟最近的新闻有关,如中石化的天价茅台酒事件,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豪华晚餐事件,科技部“三费”预算的公开,等等。“三公”消费和预算公开已经从政府的公共事务变成了民间的热议话题。


预算公开路线图

  预算公开话题不是这几年才有的。2000年,河南焦作就已经开始探索包括预算提交和公开的改革,2008年又扩大和加深了预算公开的范围和程度。2005年,浙江温岭试点“民主恳谈”,后来“恳谈”深化到预算;2006年,温岭的人大代表和公民都可以拿到它所有的预算,包括接待费,我给它取名叫“预算民主恳谈”。另外,湖北于2006年开始公开财政编制和政务。这些都是早期的预算公开的探索…[详细]

  

  

“三公”消费难题攻坚

  今年开始出现 “三公”消费(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的公开。其实,所谓“三公”消费的概念并不准确,“三公”消费是不可能印在预算里面的,实际上它另有名字,是已经发生的费用,比如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三公”消费变成一个恶劣的问题,与社会大背景有关。一是民众对“三公”消费意见很大,预算改革也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比如公车改革,到现在一直没有改成功;二是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媒体和民众施加了更多压力,比如去年有一个“专拍哥”, 三个多月的时间在网络上曝光1000多张公车私用的照片…[详细]

 

财政国家转型

  我们真正要注意观察的是预算公开的前景会怎样,能不能走下去,是不是公开一下就无声无息了,什么作用都没有,以后又故态萌发了。毫无疑问,现在从公开的预算来看,问题很多,阻力也很大,但是,预算公开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要判断预算公开前景如何,要先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预算公开的社会要求?为什么政府会从拒绝公开到被动公开到主动公开?从根本上讲,预算公开的大背景是中国的财政国家转型。这30多年来中国在积极转型的同时,也是在发生着一轮非常重要的财政国家转型…[详细]

公民社会正在形成

    即使我们现在转型到了一个半税收国家,纳税人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已经开始变强,这是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的一个结论。斯密、熊彼特等人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现代公民权意识最早就是诞生在国家与社会的一个关键的互动领域,即征税。只要有人把你的钱拿走,拿得越多,你越要去反思这种关系,反思你与政府、国家及每个人的关系,认识上就会发生很重要的变化。…[详细]

 

政府与民众都在与时俱进

  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国家的自主性将会下降,对社会的依赖上升,财政上对社会的依赖性越强,最后不得不考虑社会压力,逐步主动公开。公民和政府的关系就像在一个家里面,你只有一点小钱时自己管;家业大了管不过来时,你请政府当管家。如果你跟管家说,把账本拿来给我看看,管家严肃地说“这是机密”,这样的管家是要被解雇的。所以,政府要意识到自己只是人民的管家,钱是人民出的,你只是替人民管这个钱,向民众公开账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详细]

 

以预算民主约束权力

  预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与问责有关。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其权力的使用对人民负责,所以,政治问责只有和财政问责联系起来,才具有实质性内容。我参加过一些问责讨论,讨论了半天,都不谈钱,这是很奇怪的。问责有三个基本要素:一个是信息,二是自己辩护或者解释,第三个是强制措施。没有信息,就不可能谈问责。最重要的信息是政府活动的信息,只有我们把它拿到手以后,我们才可以问政府这件事该不该做、做这件事该不该花这么多钱。这样,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关于政策和政治上的对话,就是我来咨询、质疑和问责,你来回答、解释和辩护,就形成一个政策对话、政治对话。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如果觉得这是不该政府干的、不准干,那就惩罚。只有在财政收支信息公开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真正具有实质内容的政治或者政策对话,才能约束权力的使用…[详细]

  

财政透明之路依然漫长

  当然,从长远来讲,仅仅预算公开是不够的。公开不等于透明。政府内部的预算管理体系、内控体系建起来以后,才可能有高质量的预算公开,才可能有高质量的财政问责。

  参与到预算公开运动里面的政府不太多,我们是从民间推,然后是中央开始做,从上到下慢慢做。地方政府参与得很少,而且即便已经公开的,质量也不太高。首先要公开的是部门预算。此外,还有很多信息需要公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包括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还有社保预算,公积金,事业单位预算,等等…[详细]


  政府财政预算古已有之,我国周朝的“九赋九式”制度,就是一种收支平衡、量入为出的财政计划,体现了早期政府预算的雏形。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都知道财政和国库的重要性,都知道“钱袋子”就是命根子,都知道管好“钱袋子”是关系到政权安危的大事。

  政权的不同性质决定了政府预算的不同性质、功能和目的。现代民主法治政府预算的根本特点就是,政府预算从单纯的政府管理工具转变为人民管理政府的工具。也就是说,预算的收入来自人民,预算的支出用于人民,人民有权掌握和控制政府的预算。

  现代政府必须是受人民控制的法治政府。政府固然具有管理社会的职责,而且必须对社会实行善治,但首先政府要管理好自己;而政府要管好自己,仅仅靠政府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对政府的外部控制。因此,法治型政府除了由法律产生,还必须对法律负责、受法律控制、依法律善治,法治政府必然是问责型的政府。

  纵观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加强对政府的控制最有效的手段是两个:一个是财政,一个是法律。这两个手段不是割裂的,而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加强对政府的财政法律控制,使政府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决算都要纳入法治轨道,使一切违反预算的行为都得到追究和纠正,这是民主法治国家建设的正途…[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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