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当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时，它的全球霸权地位看起来完全无懈可击。

　　那时候，距离苏联解体已有近10年，在其200余年历史里，美国经历了经济持续强劲发展、至为成功的几十年中的又一个十年。站在新千年第一个十年的门槛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一骑绝尘，尽管间或有些挑战和问题，却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严重威胁。

　　强大如此，以至于事实上鲜有人还会记得“冷战”结束前的那个焦虑的短暂时刻。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这样的学者言辞恳切、不厌其烦地说道：从长远来看，美利坚合众国将无可避免地走向衰弱，像美国这样扛着巨额赤字，同时背负着全球帝国负担的庞大国家，根本不可能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功能。在他看来，惟有一条路通向美国的远方：趋向衰落。

十年之变

　　2001年初，当乐观的克林顿将总统职位移交给乔治·沃克·布什时，可想而知出现这样的论断是多么离奇。

　　2001年那个明媚的周二早晨，当美国开始调动庞大的资源到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以应对在那些地方发生的一切时，这样的观点看上去又是何等的不符实际。批评人士一开始也陷入深深的震惊中，甚至是先前那个“唱衰派”——保罗·肯尼迪也于2002年初在一篇文章中颇为动情地写道：世人皆知的美国雄鹰从朋友那里强力争取了尊重，甚至迫使敌人服从自己，这显然已不是普通的超级大国。接着，他继续写道，这只非同一般的雄鹰此刻飞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他的一家之言…[详细]

权力平移

　　眼下已经有太多的言论指明，下一个世纪将属于亚洲，权力的中心将迅速从西方转移至东方。

　　然而，像高盛的奥尼尔（Jim O'Neill）这样的经济学家会说，前一段时间，当美国在中东发动战争，以期打击在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时，另一些国家——那些所谓的“金砖国家”——正忙于从美国打击的对象处挣钱，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从而使这些国家比欧美发达国家更快地步出危机。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也随即浮出水面，即所谓的权力平衡问题。当布什上任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人会质疑单极世界这样一个观点，亦不会有人怀疑美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保持主导地位。套用一句话，未来的几十年，日落西山这样的前景对美国这个独特的自由帝国几乎不适用。然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中国在崛起，并且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像印度这样的新势力不断向上；美国在紧缩时期自身的能力已减弱。

　　这些变化使得美国人不再像以往那样自信无比，今天的他们不会再认为美国在世界的霸权是历久不衰的。

　　人们或许会继续提及这个国度享有的大量结构性优势：它拥有诸多伟大的学府、罕见的软硬实力的结合，是惟一的真正意义上具有全球投射力的国家；全球最大的企业中，美国占据了半壁江山；在国际贸易中，有60%以上是由美元结算的。

　　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些似乎都变得黯淡了。因为布什计划不周而发动的反恐战争，以及紧随而至的2007年金融危机，美国衰落现在已成定局…[详细]

　　在过去的500年里，国际秩序已经形成，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方面有压倒性的优势。然而世界并非一成不变的，更没有什么在全球化条件下可以持久不变。

　　8月11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国际关系教授考克斯（Michael Cox）在LSE 中国夏季会议——“影响力与财富：东西方关系的动态变化”上发言说，“9·11”以后的这十年，有人开始对美国不再有信心，担忧美国走向衰落，但美国依然是美国，其在世界上地位还是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代替，美元依旧是世界上的主流货币，短期内，第一宝座仍无可能旁落他家。

　　“9·11”恐怖袭击事件10周年，我们想要探究，10年中，美国民众的心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那场灾难又给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随着“基地”组织头号头目本·拉登被美军击毙，随着美国逐步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美国完成了任务，其下一阶段的战略框架和基本部署会否发生改变？8月17日下午，考克斯教授在北京大学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详情]

　　10年前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本土200年来第一次遭到袭击，它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大国关系立刻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全球反恐时代，或者说“后后冷战时期”的到来。

　　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在“9·11”之后不久对美国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宣称，在反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世界各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反恐，要么和恐怖主义站在一起反对美国。这虽然反映了布什政府在处理国际问题上“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却也道出了“9·11”之后的国际大环境…[详细]

“9·11”之后中国战略选择的成因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9·11”恐怖袭击并非针对中国，其缘由也和中国毫不相干，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显然无法作壁上观，而必须表明立场。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领导层面临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巨变，审时度势，在第一时间做出了战略选择。据吴建民在 《外交案例》一书中披露，江泽民立刻召开会议商讨局势和对策，在事发后五个小时就给布什总统打电话，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对美国人民表示慰问和哀悼，并表示愿意加强和美国的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江泽民的这一举动使中国成为最早向美国表明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立场的大国之一。它让中国在后“9·11”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中在一定时间内掌握了先机，在新形势下抓住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详细]

美国战略调整和中国战略选择的后果

　　抚今追昔，“9·11”之后美国的战略调整和中国的战略选择，至少带来了以下几个后果。

　　——打破了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P ·Huntington）“文明冲突论”中关于中国的预言。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历史的终结” 和“文明的冲突”之间的争论。“9·11”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这场争论。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能全部解释“9·11” 的根源，但是，他关于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将以新形式表现出来的论断被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