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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趋同的未来

来源于 《比较》 2012年第2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4月01日
出版日期 2012-04-01
本文见《比较》2012年第2期

封面文章

当期杂志

丹尼·罗德里克

1.引言

  在预测未来方面,小说家历来比经济学家要胜过一筹。在格雷·什汀格最近出版的有趣的小说《超级悲伤的爱情故事》(兰登书屋,2010)一书中,就相当直观地展示了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不久的将来,以一个经济崩溃、政治混乱的美国为背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其位于新加坡的外观如同帕特农神庙的新总部,有力地掌控着这个国家濒临破产的经济。中国和其他主权财富基金正在瓜分美国最诱人的不动产;穷人被称作“低净值者”(low net worth individuals,LNWI),不断被推向贫民窟;甚至那些有技能的美国人也在费尽心机地要得到外国居民身份(事实证明,计量经济学学位大有裨益);常春藤联盟大学采用了其亚洲合作伙伴的名字,而以人民币为依托的美元(yuan-backed dollars)则成为唯一的安全货币。

  当然,这纯粹只是幻想,但是看起来似乎与集体情绪产生了共鸣。与亚洲以及其他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相比,未来的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将不得不位居其后,这种观点已经快成为老生常谈了。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看法,部分原因在于,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当然,并非只是中国和常常提到的亚洲四小龙出现了跳跃式增长,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发展,而非洲各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开始缩小,这可是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的头一遭。尽管在此次危机中,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受到严重冲击,但它们恢复得也很迅速。2010年,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已构成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并且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关于发展中国家前景的话题,已经不再局限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它已经扩展到“中国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Subramanian,即将出版), “下一轮趋同”(斯宾塞, 2011),“世界增长发动机”(花旗集团,2011)以及新兴的非洲中产阶级(非洲开发银行,2011)。

  与对发展中国家多持乐观情绪不同,对富裕国家则是多持悲观态度。自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面临衰弱的威胁。它们不仅需要解决沉重的债务负担及其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良影响,还需要改变过度依赖金融、房地产以及不可持续的借贷水平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日本增长乏力,而欧元区的未来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经济、政治上的分歧使得欧元存亡令人忧心忡忡。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就成了能够推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持续增加对富国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源泉,成为冲破前景暗淡的未来的一线希望。当然,这一预期的前提条件是,我们不把什汀格式的噩梦当回事。

  本文要论述的问题是发达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差异能否持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近来经历的高速增长能否持续。本文不对发达经济体的前景做任何评论,并按惯例假设它们的经济至多维持缓慢增长。本文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以及持续趋同的可能性。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应该不是依赖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本身,而是依赖于两类国家生产率水平的差异,换句话说与“趋同差距”(convergence gap)有关。落后经济体追赶的速度取决于它们从科技前沿吸收思想和知识的能力,而科技前沿不会后退,因为开发出这些技术的国家仍然在以缓慢的步伐继续前行。正如下文所示,目前发展中国家的趋同差距与1950年时的状况差不多(虽然过去10年多少有所收窄)。因此,它们的潜在增长率与二战结束以来的情况大同小异。

  我还认为,对迅速趋同前景的预期未免过于乐观。事实上,能够实现趋同的大部分机会可能被白白浪费掉了,就如同世界经济形成南北国家分野以来所发生的那样。有关增长的实证文献证明趋同并非是自发的。它需要特定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然而这些政策和制度难以识别和实施。不仅如此,它们也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亚洲国家的成功之道就很难移植到其他地方。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环境确实改善了不少,至少按照传统标准来判断是这样的。它们致力于开放本国经济,更加注重宏观经济稳定,且大部分处于“良好的治理”之下。这些变化使得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次将有所不同”。我的解读是,发展中国家的改善有利于增强这些经济体应对冲击的弹性,并帮助它们避免危机(过去,冲击和危机经常打断经济发展的步伐),但未必一定构成持续增长的引擎。

  亚洲少数国家成功实现的持续增长不仅需要把握好(有时甚至是替代)正统的宏观经济和开放政策,而且需要实施积极的政策以推动经济多样性并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化,使低生产率的经济活动(如传统农业和非正式部门)转向可贸易的、高生产率的活动。它还需要将经济资源引向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本文描述的一个新的显而易见的特征化事实是,在个别制造业确实存在无条件收敛。比如,一旦某个经济体开始生产发电机或汽车,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处于自动上升的轨道中,起点越低,则增长曲线越陡峭。关键在于,在这些自动趋同的行业里找到解决办法,以扩大这些行业的国内就业。

  这种必不可少的结构转型很少是独立的市场力量的产物,而通常是一些凌乱的非传统干预行为的结果——从公共投资到信贷补贴,从国产化率要求到货币低估。但是这些政策很难把握,这一部分是由于信息原因(我们怎么会知道要干预什么、又如何干预?),另一部分是政治原因(我们怎样才能防止政策被有势力的寻租者所利用)。

  此外,富裕国家的经济低速增长,导致发展中经济体在实施结构转型政策时面临着不利的外部环境。美欧决策者早已不再对发展中国家的补贴和汇率低估之类做法故意视而不见。由于富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政策很可能遭到强烈的反对。可以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将对产业政策和“汇率操纵”进行更加严格的约束。

  在目前的环境中,持续趋同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艰巨程度不亚于以前。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可能仍旧参差不齐,一些国家有能力推进结构转型和经济多样性,但是多数国家会由于内部或外部原因而失败。过去表现较好的部分国家会遇到新的难以克服的约束,中国很可能就属于此类国家,这点我会在文章的末尾再谈。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较远的国家可能比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较近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增长。

  所以一般来说,理论上快速趋同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在现实中则不太可能。在我们的基准情景中,高增长只能是偶发性的不连续状态,持续趋同可能仍将局限于数量相对较少的几个国家。

版面编辑: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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