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昨天，欧洲的今天

1.引言

　　我的研究遵循了由约翰·穆思（John Muth）、小罗伯特·卢卡斯、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南希·斯托克（Nancy Stokey）和内尔·华莱士（Neil Wallace）等人所开创的宏观经济传统。我使用的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主要由拉尔斯·汉森（Lars Peter Hansen）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创建。我运用欧文·费雪、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和弗兰西斯·维尔德（Francois Velde）①等人②所开辟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宏观经济史。为阐述这些研究传统对我的深刻影响，我将讲述为什么欧盟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使我想起了美国历史上曾两次面临的宪法决策问题。（①参见Muth（1960，1961）、Lucas（1972，1976）、Lucas和Stokey（1983）、Lucas和Prescott（1971，1974）、Kydland和Prescott（1977）、Hansen和Sargent（1980）、Hansen（1982）、Sims（1972，1980）、Fisher（1926，chs.XI, XII）、Friedman和Schwartz（1963）和Velde（2009）。Fisher（1926，第XI和XII章）的“统计检验”（Statistical Verification）为Friedman和Schwartz（1963）指明了方向。Velde和Weber（2000）将Fisher（1926）创建的颇有启发的金银复本位制模型进行了完善和扩展。本节所阐述的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关于菲利普二世（Phillip II）时期西班牙面临的主权债务问题的解释与分析，参见Conklin（1998）。②关于理论如何模拟生活的例子，参见Velde（2009）对纯粹的货币单位变化所做的实验，根据Lucas（1972）的分析，这是心理实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