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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 封面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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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专题聚焦中国基层治理。乌坎事件以及众多因乡村治理不善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把这一问题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寻求新路,势在必行。中国试验基层民主迄今已有20年。起初,这项安排是对党内外、国内外高涨的民主呼声的回应,也蕴含了决策层主动、渐进、可控的考虑,曾被寄予颇高的期望。试验已走过漫漫20年,黑发人已试成白发人,进展如何?经验和教训何在?推动和阻碍力量又是什么?民众和官员的态度有什么变化?

  本刊记者近来深入安徽调查,细致考察了“组合式选举”与习见的海选的不同。其实,在成熟的民主制下,“组合式选举”再普通不过,也并不完善,但是,此时此地,它获得的支持和承受的压力都那么不同寻常。撇开种种上不得台面的赤裸裸的权力欲望,许多反对者最欠缺的便是“把人当人”的基本态度。

  在赵树凯先生看来,农民这一群体的变化,意味着新一代公民的成长。⋯⋯新生代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更加世俗也更加理性,更加崇尚自由和平等,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提出了更多挑战,也蕴涵了更多的变数和希望。

  是的,静水深流,终将化作浩荡江声。[详细]

——主持人

  

农民“新命”

 

  《诗经》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的农民正在走出旧体制给予他们的身份歧视和限制,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目前正在体验和展现这种“旧邦新命”。因为传统农民身份的终结、新的公民权利的获取,并不仅仅是现代市场和现代社会的变迁所致,更重要的,是与现代国家的构建(state building)密切相关。“农民研究”也因为当下农民的际遇而具有了更多的思考维度和更大的想象空间,成为理解诸如政权构建、公民身份、权利结构等众多根本性问题的切入点。

01 农民与政治

在决定有关农民事项的政治议程中,农民自己却鲜有说话的机会和权利,农民硬生生地被“代表”了,成为“政治”的陪衬,成为种种“说教”的聆听者和被迫接受者


02 亲民:领袖与体制

有亲民的领导人很好,但是,有亲民的制度更好


03 “农民的终结”与农民工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农民的终结”过程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土地分户经营是农民在农村内部对于旧体制的抗争,那么,农民的流动则是农民对于城乡分割的身份歧视制度的抗争


04 农民“新命”:公民化

农民的政治前景或者政治解放根本上就是农民作为一种另类社会身份的终结。其根本的动力是农民自身的变化,准确地说是农民的公民化


05 从公民权利到政治权利

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公民”。 “公民”是无所谓乡下农民、或者城市市民的,公民在制度面前是平等的,他们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选择权利


06 农民的新命与农民研究的使命

研究政治和政策的演变,根本是要关注农民的力量。现在,我们观察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和制度进步,必须从今天的农民身上寻找力量,寻求答案


  

安徽组合竞选试验

 

  2011年11月6日,84岁的安徽社会学者辛秋水教授向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展示了一份关于“组合竞选”的结题报告。

  不久前,他向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递交的这份报告,详细讲述了他在安徽省东南西北四个地市所辖四县20年的组合竞选试验过程、实施结果、组合竞选与海选的优劣对比和组合竞选的当前价值。

  就在辛秋水递交结题报告前后,多地发生因海选村委会导致的冲突和村民缺乏有效利益表达渠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各地普遍出现基层维稳困局。辛秋水认为,出现这些情况,是由于目前通行的海选在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详细]


乌坎展示的长治久安之路

  乌坎事件是近些年来发生的一起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多、对抗程度强的群体性事件。这一事件最后以一种较为开明的方式得到解决,受到舆论普遍肯定。

  近些年来,中国的社会矛盾在不断增加,如何面对和化解这些矛盾?原来的“稳定压倒一切”,强力维稳,用稳定压制民众利益表达的维稳模式实际上已经走不下去了。2007年年初,我们提出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模式。2010年4月,我们发表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报告,更对维护社会稳定新模式做了系统的探讨。形成一种新的、开明的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模式,一直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乌坎事件及其解决方式为我们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其中的一些做法对于未来解决此类社会矛盾,会有启示性作用…[详细]

  


探寻走出转型陷阱的动力

  乌坎发生的大规模集体抗争事件是因为乌坎村掉入了一个转型陷阱之中。地方利益集团在中央“以人为本”的政策和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之间的阻隔引发的社会不稳定议题值得反思。

  除许多分析者提出的理性调整利益纠纷,建立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化吸纳机制外,还有如下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深思…[详细]


对话方能长治久安

  和过去相比,全国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近一段时期以来在不断增加。发生冲突的地方覆盖沿海和内地城市,既有大城市,也有乡镇农村,有些事件还极为严重。虽然为减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矛盾,中央加强了调节社会矛盾冲突的力度,改进了方法,也加强了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并开始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福利体系,但是,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甚至成了一种几乎在中国到处都可以见到的现象。人民群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不满在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个事实,无法视而不见…[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