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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信息披露

来源于 《比较》 2013年第2期 出版日期 2013年04月01日
西蒙·詹科夫 拉菲尔·拉-波塔 弗洛伦西奥·洛佩兹-德-西拉内斯 安德烈·施莱弗

  成功的政府需要诚实负责的政治家,而政府各分支机构间的相互制衡、法律监管和选举制度则是保障他们尽职尽责的首要机制。近年来,众多经济学者①研究了这些机制。他们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制度对提高政府质量十分有益②。(①Robert Barro(1973),John Ferejohn(1986),Adam Przeworski等人(2000),Andreas Schedler、Larry Diamond和Marc F.Plattner(1999),Torsten Persson 和Guido Tabellini(2003),Timothy Besley、 Andrea Prat(2006)。②也可参见Besley和Anne Case(1995),Rafael La Porta等人(1999),Daniel Treisman(2000),Alicia Adser等人(2003),Benjamin Olken(2007),Alex Dyck、David Moss和Luigi Zingales(2008),Claudio Ferraz 和Frederico Finan(2008),Martina Bjorkman 和Jakob Svensson(2009)。)

  保证政府官员尽职尽责的关键在于能否收集到有关他们活动的信息,从而对他们监督管理。最近学者的分析侧重于:作为发现和传播此类信息的来源,媒体在选举和法律监管中的作用①。媒体固然重要,但还有另外一个相对易被忽视的重要信息来源,即对政治家的财务状况和商业活动信息的披露。通过政治家的信息披露报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真实行为及其所提交的报告之间的矛盾。而这样的信息披露将可能会影响媒体的报道(及选举)和法律监管。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构建175个国家的议员信息披露的新经验指标,并检验这些指标的决定因素,以及它们与政府质量和腐败行为之间的关系。(①例如,Aymo Brunetti和Beatrice Weder(2003),Djankov 等人(2003),Besley和Prat(2006),Ritva Reinikka和Svensson(2004)。)

  首先,信息披露是否可行?虽然很多人认为信息披露本身很有价值,但是它与个人隐私权相冲突。而隐私权能够保护政治家,尤其是那些富有的政治家,保护隐私权可以使政治家远离大众媒体的烦扰,甚至远离抢劫或绑架事件。反过来,这种保护也可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政界。然而,如果政治市场像其他商品市场一样,优化商品(例如,政治家)交易信息就必然能提高政治市场效率,即政府的绩效。①(①如Jack Hirshleifer(1980),George Stigler(1980),Richard A.Posner(1981)。)

  如果批准信息披露可以提高“政治市场”的表现,那么人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事情应该披露以及该对谁披露?一般而言,法律可以规定,应当披露收入来源和商业往来,从而阻止官员们支持那些对他们个人有利的立法;或者法律也可以规定,应当披露收入、消费和财富水平,从而更易识别政府官员的过度消费;甚至也可以要求政府官员两者都披露。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在实践中,信息披露的重心在资产、收入水平还是其来源,这两种信息披露能否有效地提高政府质量。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相关信息是否应该对公众披露?那些注重隐私的人可能会说,政府官员应该将信息披露给特定的政府机构,而非公众。除非事态发展到需要对有关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调查的地步,否则政府应该对这些信息保密。但另一方面,只有当信息披露能够面向公众时,媒体监督、选举和监督调查这些机制才是最有效的。因此,信息披露究竟应该对公众保密还是公开,二者孰优孰劣?这是一个经验研究上的问题。

  为什么有人先验地认为,政府官员的信息披露可以确保政府有效履行其职责?最近一则报道宣称:在一项对20个国家的调查中发现,信息披露正是导致议员受到批评和纪律处分的原因。下面的一些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尼古拉斯(Nicolas Nogueras)是波多黎各立法机构的一名成员,由于他不能合理解释其财务状况,即如何只用5万美元就购买了价值35万美元的住宅,被迫辞去参议院副议长一职。费丽萨·米塞利(Felisa Miceli)是阿根廷经济部长,由于在她办公室的私人浴室里发现了一个装有8万美元现金的信封,而根据她所提交的财产申报又无法解释这些钱的来源,因此被迫辞职。在南非,包括温妮·曼德拉在内的几名杰出政治家,被查出他们的资产远远超出了申报的合法资产数额,最终,他们也离开了之前的岗位,甚至有一些情节严重的官员被关进了监狱。在英国,两名工党议员,莫·摩兰姆(Mo Mowlam)和鲍伯·沃尔英(Bob Wareing)没有申报非职务收入(outside interest),在接受调查时提供了错误信息,结果莫·摩兰姆受到了公众的严厉指责,而鲍伯·沃尔英被暂停了在下议院的工作。2008年,美国也因众议员查理·兰格尔(Charlie Rangel)和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未披露财产信息而立案调查。

  更为普遍的是,议员很容易受到至少两方面的不当影响:第一,他们很容易受到来自企业高管的不当影响。这类贿赂事情已经在阿根廷、巴西和俄罗斯相继发生,在秘鲁前总统藤森身上也发生了类似的贿赂事情(John McMillan和Pablo Zoido,2004)(中文版参见《比较》第24辑,中信出版社,2006年。——编者注;)第二,议员可能会支持那些能使自己或者家人受益的法案,或者支持那些提供过贿赂或好处的选民希望通过的法案①。)。那些支持对自己或特定选民有益的法案的议员,在披露商业往来或收入来源信息时更易被察觉。向公众披露信息,能够揭示议员行为的异常或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从而暴露他们的不当行径(Rafael Di Tella和Federico Weinschelbaum,2008)。而一旦察觉到这些异常或利益冲突,法律监管、媒体曝光或选举这样的机制就可以发挥作用。(①参见Mara Faccio(2006),Scott Gehlbach、Konstantin Sonin和 Ekaterina Zhuravskaya(即将出版))

  基于各国对议员的金融和商业活动信息披露的法律及其实际执行情况,我们分析了175个国家的议员信息披露规则。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是否要求信息披露,现实中的公众可以获取这些信息的程度,以及披露的内容。我们还区分了收入和财富价值的披露、收入和财富的来源以及潜在的和实际的利益冲突,同时我们也考察了信息披露规则的实施情况。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数据进行描述。但我们也考虑了由于不同国家披露规则和惯例不同,各变量也可能不同,如人均收入、民主和新闻媒体自由程度等。 我们也考察了信息披露与政府质量,包括腐败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不能将我们研究得出的相关性解释成因果关系,但这些相关性表明,信息披露很可能是更广泛的政治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发现,虽然175个样本国家中的109个已经制定了有关信息披露的法律,但实际上,超过一半的国家并不对外披露信息。即使对公众披露信息,披露的内容也有限制。我们用一种新方法比较了潜在的和真实的信息披露,结果发现,对于要求信息披露的国家来说,向公众披露的潜在有用信息也仅限于不到15%的议员。我们还发现:公开的信息披露而非秘密的信息披露有利于减少公然的腐败、改善政府的表现。至于披露的内容,我们发现有一些证据表明,与资产、负债、收入来源和利益冲突相关的信息披露,而非与收入和财富水平相关的信息披露,更能持续改善政府的表现。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对数据进行描述。第二部分具体讨论披露的指标、披露指标的决定因素和政府质量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是结论。

一、数据

  (一)样本描述

  我们的数据包含了175个国家的议会下院成员(议员)在金融和商业方面的信息披露情况①。上议院成员、内阁成员和法官也常常需要填写信息披露申报表,但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下院议员(以下简称议员),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高级官员也经常面临类似的信息披露要求,另一方面下院议员的数量足够大,可以避免数据收集的政治敏感性。数据收集工作由本文合著者和其他一些合作者花了3年时间完成,这期间也有来自世界银行律师团队的帮助,以及当一国法律含糊不清时,当地律师的帮助。(①我们试图收集世界银行《营商报告》涵盖的所有181个国家的数据,但没有找到足够的信息。样本国家的分布如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45个国家,中东和北非地区的19个国家,南亚地区的7个国家,东/中欧洲和中亚地区的28个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23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30个国家以及经合组织的23个国家。)

  第一步,我们运用互联网,同时联系相关国家的政府部门、世界银行驻各国办事处、联合国代表处以及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和学者,一起收集与议员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截至2008年6月)。然而我们发现并没有关于信息披露的标准“法律”。所以我们最终收集(并翻译)了1000多部与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宪法、议会规则,以及和反腐败、反利益冲突有关的法律。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和信息来源联系,以核实有关内容的准确性。

  对法律的分析显示,在175个样本国家中,有109个国家要求议员披露信息;而余下的66个国家,法律不要求信息披露(见表1)。法律不要求信息披露的国家主要是撒哈以南非洲的27个国家,此外还有中东和北非地区的12个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11个国家。除了有明确披露要求的109个国家之外,有5个国家没有法律要求,但根据议会规则(丹麦、芬兰和挪威)①、党内规章(新加坡),或模仿内阁成员的信息披露(赞比亚),建立了自愿信息披露机制。(①直到2007年,像其他北欧国家一样,瑞典法律没有要求公开披露。)

表1
表1

  考察各国法律发现一个关键现象,这个现象也是我们分析的重点。具体来说,不同国家公民获得议员信息披露表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在法律强制要求披露信息的109个国家中,有42个国家必须将信息披露给特定的政府代理人,如议长或内部审计长,但不公开披露。这些不要求公开披露的国家大多是中低收入国家。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法国不要求公开披露。在这109个国家中,还有4个国家的法律不要求公开披露。其他63个国家,法律要求某种形式的公开披露:这其中有3个国家,必须经媒体申请后才可公开披露;另外有9个国家,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才可公开披露,比如,经议长、审计长或者议员的授权;还有6个国家,在公开披露时,对不同类型的信息有不同的披露标准,因此无法公开获得某些信息①。在这175个样本国家中,只有46个国家要求议员无条件地公开披露。(①其中包括韩国,因为韩国的法律并未要求公开披露有关利益冲突的信息。实际上,我们可以获得韩国议员披露的所有信息。)

  事实证明,即使法律要求公开披露,也不能保证公众可以获得这些信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世界银行研究员和相关国家学生的帮助下,试图在那些要求公开披露的国家中收集已披露的信息。我们试图获得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前4个议员填报的信息表格,以及下议院议长对这些信息援引特定的公开披露法律①。我们确保获取信息的方式是恰当的。我们获得了55个国家真实的已填报的信息披露表,而在这55个国家中,有50个国家有公开披露的法律要求。在巴林,虽然法律并不要求公开披露②,但是,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已披露的信息。另外4个国家,尽管法律不要求公开披露,但有自愿披露制度。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或相关政府办公室的一个或多个来源来获取已披露信息③。我们无法获得13个国家的已披露信息,这其中包括那些法律要求必须公开披露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纳米比亚、秘鲁、斯里兰卡和乌干达),有条件披露的国家(如巴哈马群岛、伯利兹、佛得角、哈萨克斯坦、墨西哥、尼加拉瓜),以及只通过媒体公开披露的国家(如俄罗斯)。我们衡量了一个关键的差异,即法律要求的公开披露和实际的公开披露。我们依据法律而非实际情况构建了公开披露的相关指标,这些指标表明,法律要求和实际情况的差异并不大。(①我们并不打算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来获取议员披露的信息。《信息自由法案》通常排除了个人信息(例如,议员的资产),因此在不要求公开披露的国家,根据《信息自由法案》获取已披露信息的主张往往不能实现。在我们的样本国家中,有12个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法国、危地马拉、 印度、以色列、牙买加、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和乌克兰)颁布了《信息自由法案》,但是公众并不能依法获得议员们披露的信息。另一方面,在7个法律要求公开披露的国家(安哥拉、伯利兹、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俄罗斯和乌干达),虽然我们希望获取已披露信息的要求被拒绝,但是,如果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获取已披露信息的主张,则有可能成功。即使排除这7个国家,本文的结论依然是稳健的。②在其他3个法律不要求公开披露的国家(厄瓜多尔、圭亚那和巴拉圭),我们与当局和当地非政府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证实没有公开披露。③意大利、日本、卢森堡和西班牙,我们可以用笔记本记录,但不允许复印已填报的表格。)

  我们认为衡量信息披露的第二个方面是其内容和全面性。即使在要求公开披露的国家,公众实际可获得的已披露信息通常也远远少于政府机构可获得的已披露信息。为了获取信息披露的内容,我们试图从法律上要求披露和自愿披露的国家,获得议员需要填写的相关标准表格。我们从106个国家获得了这样的标准表格,包括101个法律要求信息披露的国家和5个自愿披露的国家。但是,我们没能拿到8个国家的标准表格①。至于公开披露受到更多限制而向议会披露较少受限制的国家,我们收集了公开披露和向议会披露的两种表格。然后,我们利用标准表格和已填报的信息披露表格,构建了关于信息披露完整性的相关指标,指标构建的基准是一种“通用”表格,它包含了所有样本国家都要求的信息披露内容。因此,我们获得的信息不仅包括了法律要求披露的广泛信息,还包括了议员填写的所有真实信息。(①在安哥拉和多哥,有一种“自由表格”系统。在摩洛哥和斯威士兰没有表格。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表格是保密的。我们也一直无法确认科摩罗、圣多美、普林西比和所罗门群岛是否有信息披露表格。)

  (二)信息披露的变量

  根据上述信息收集策略,我们构建了8个信息披露变量,在表2中进行了说明。表3以加拿大为例,说明了构建变量的具体过程(有关加拿大情况的完整解释见附录A)。网站中的附录C给出了全部数据,附录D是每个国家的法律依据和标准表格。表4描述了总样本国家和若干子样本国家的信息披露变量的平均值。

  首先,我们有两个与具体披露内容无关的信息披露指标。第一个指标反映了是否每一项信息都是要求议员披露的。如表4所示,62%的样本国家要求议员进行某种披露,这些信息通常披露给议会或另一个指定的机构。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更有可能要求信息披露,而只有35%的低收入国家要求议员披露信息。第二个指标反映了披露是否公开,即在现实中,公民是否可以获得完整的表格。在我们的样本中,有63个国家的法律要求公开披露或在某些情况下公开披露。但实际上,只有55个国家能够真正做到公开披露,其中包括4个实行自愿信息披露制度的国家(见表1)。在总样本中,能够真正做到公开披露的国家不到1/3。

  第二组变量处理有关信息披露的内容问题。大致说来,我们想了解在所有“可能想到”的信息中,议员们实际披露的部分所占比例有多大。对于这些内容变量,我们构建了两个指标来衡量何种信息是提供给议会的(基于标准表格),何种信息是提供给公众的(基于我们获得的已填报的表格)。我们用登记表中“议会可获得的信息”,来指代那些披露给有关机构的信息,有时这个机构是独立于议会的,已填报的表格内容一般也不披露给其他议员。在许多国家,议员需要填写多份表格,例如有些议员在开始任职、在任期间和任期结束时,填写的表格是不同的,我们也会结合这些表格进行分析。

表2
表2

  我们利用从106个国家收集到的标准表格,设计出一个通用信息披露表格,其中包含了任何国家可能要求其议员披露的有关财务状况和利益冲突方面的几乎所有信息(不包括有关议员个性特征的信息)。如表3所示,我们归纳了以下7个方面的信息:(I)资产,(II)负债,(III)收入,(IV)支出,(V)旅行,(VI)礼品,(VII)其他利益冲突。这些大类符合大多数标准表格的格式。一些国家的标准表格包括了有关“游说活动”①和“与政府签订合同”②的信息,这两项活动通常受不同法律的监管。只有在这些活动会给议员带来收入或必须作为无报酬的活动进行披露时,我们才予以考虑。意大利和英国的信息披露标准表格包括有关“竞选捐款”的信息。这类活动通常受不同法律体系的监管,因此我们并没有直接涵盖此类活动。最后,通用信息披露表格不包含议员以前职务的信息,此类信息通常出现在“候选人”信息披露表格中,因此不在我们的分析范围之内。(①加拿大、中国香港、爱尔兰、挪威和美国。②加拿大、爱尔兰、波多黎各、西班牙和赞比亚。)

  为便于整理数据,我们进一步将通用信息披露表格的7大类划分为28个小类别(将披露在大多数标准表格的同一条目中的项分为一组)。下面我们以加拿大为例,来介绍这28个类别,具体内容见表3。

  资产方面(I)包括:(1)私人住宅,(2)第二套住房、闲置土地、建筑物、农场,(3)金融投资(如股票、信托基金、期权、认股权证、共同基金、大宗商品、期货、出借资金、储蓄计划、保单、退休账户)和商业资产(如私人公司和合伙企业),(4)银行账户、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现金,(5)交通工具(如汽车、船只、飞机),(6)其他流动资产(如珠宝、艺术品、家具、家畜)。债务方面(II)只包括一个类别(7),它涵盖了所有债务、支出义务、信用卡借款、抵押贷款、个人担保和共同信用担保。收入方面(III)包括:(8)金融投资收入(如利息、股息、养老金、退休金、福利),(9)商业资产收入(如公司、企业、合伙企业、农场、租赁物业、专利),(10)在私营部门就职的收入,(11)专业技能服务收入(如咨询、其他与私人或公共部门签订的报酬合同),(12)董事会和管理层职位,(13)其他公共部门就业情况,(14)彩票、赌博、一次性收入。消费方面(IV)包括:(15)食物和住所,(16)商业支出,(17)娱乐,(18)交通,(19)医疗和保险,(20)教育,(21)税负。旅行方面(V)包括:(22)国内旅行,(23)国外旅行。礼品方面(VI)包括:(24)议员收受的所有礼物和好处。通用表格的最后一方面是其他利益冲突(VII),即表格上未包含的其他内容。这方面包括:(25)无报酬的雇佣及职业活动,(26)无报酬的董事会和管理层职位,(27)参与协会、非营利性组织、工会,(28)议员离任后的职务和雇佣情况。有报酬的合同、雇佣和董事职务的潜在利益冲突在通用表格的其他地方已有涉及。例如,有报酬的董事职务就包含在收入类中的“董事会和管理层职位”项下。

表3
表3

  对表格内容的编制,我们做了几个假设:第一,我们假设议员至少诚实填写了标准表格上要求的信息。第二,我们假设议员以最宽泛的含义来理解信息披露要求,从而避免被指控不遵守法律要求。具体而言,当某个特定信息披露要求的内容含糊不清时(例如,对持有股份的信息披露要求是否包括个人拥有的共同基金份额),我们假设该表格中的项目是指最宽泛的内容,而这也提高了各国披露内容的得分。第三,如果通用表格中一个类别的大多数主要项目已经被披露(即表格列出了珠宝、艺术品、家畜,但没有其他流动资产),我们则给这个国家评为满分,否则为零分。最后,一些国家限制议员参加商业活动、收受礼品或者拥有资产,这类限制可以代替信息披露。如果类别中有限制条款,那我们就将它视为该类别最高程度的披露。

  议员可能需要披露两类信息:资产、负债、支出、收入、礼品和旅行项目的具体价值;可以用来确定资产、负债、收入来源、礼品、旅行以及有其他关联或利益冲突的共有者的信息。我们将这两类信息披露分为“数值信息”和“来源信息”,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来源信息”是一个相对宽松的参考范畴,它包括了用来确认资产、负债和其他活动的所有内容。在我们的评分中,针对每个大类的“数值”项,如果没有披露要求,则评分为0;如果只要求披露总值,则评分为0.5(例如工资总额、房地产总值);如果需要披露各分项的具体值,则评分为1。同样,对每个大类的“来源”项,如果规定需要确认各分项,评分为1;反之,评分为0。

  我们分别计算“数值”项和“来源”项的分数。为此,我们首先计算出每个领域各大类的简单平均分。然后,我们利用这些平均分,对数值项和来源项的披露情况打分。更准确地说就是,由于其他利益冲突(VII)这个领域并没有数值项,所以我们对数值项信息披露的最终评分就是以下6个领域数值项得分的简单平均值:(I)资产、(II)负债、(III)收入、(IV)支出、(V)旅行、(VI)礼品。类似的,由于支出(IV)领域没有来源,所以我们对“来源”项信息披露的最终评分就是以下6个领域来源项得分的简单平均值:(I)资产、(II)负债、(III)收入、(V)旅行、(VI)礼品、(VII)其他利益冲突。我们分别衡量了对议会和公众披露的数值和来源,并给出了与披露内容有关的四个变量:议会可获得的数值和议会可获得的来源,公开可获得的数值和公开可获得的来源。

  我们将特定的披露要求纳入具体指标无疑有些武断。因此,我们提取了28个大类中的“数值”项和“来源”项下的前两个主分量(principal components)的相关平均值。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这些结果。

  基于通用表格的指标不仅可以考虑议员的信息披露程度,还可以考虑其家庭成员的信息披露情况。我们的数据显示,106个国家中有73个国家的信息披露表格要求披露议员家庭成员的相关信息。我们也重复了前述的评分和分析过程,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三)汇总统计

  表4的第3列和第4列清楚地显示了议会可获得的数值项和来源项的评分情况。175个国家的议会可获得的数值项平均分为0.23。如果我们只考虑有标准信息披露表格的106个国家,那么该项的平均分将上升到0.37。得分较高的是加拿大、哥斯达黎加、牙买加、格鲁吉亚、以色列、印尼、纳米比亚、波多黎各和圣卢西亚,分数均在0.65以上。所有国家议会可获得的来源项平均分是0.31,有标准信息披露表格的106个国家此项平均分为0.48。得分较高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纳米比亚、波多黎各、波兰、英国和美国,分数均在0.80以上。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有些国家只将信息披露给议会而不披露给公众。有些国家要求向公众披露信息,但议员并不遵守这些规定。而有些国家(26)限制向公众披露信息。表4的第5列和第6列显示了实际公开可获得的数值项和来源项指标。这两列是关于信息披露内容的最全面的汇总评分,它们不仅体现了表格内容的广度,也反映了一些其他情况,如有的国家并没有依法向公众披露信息,而有些国家虽然并无法律的强制要求,但现实中公众可以获得披露的信息。所有175个样本国家公开可获得的数值项平均分为0.09,公开可获得的来源项平均分为0.15。如果我们只统计有标准信息披露表格的国家,那么公开可获得的数值项平均分为0.14,公开可获得的来源项平均分为0.24。显然,一旦我们考虑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公开可获得性,就会发现,目前的信息披露透明度很低。

  最后两个变量与信息披露的执行有关,表2对它们作了界定,表4则作了汇总。第一个变量是登记力度指数,即登记机构收集披露信息的力度。这个指数反映了三方面的信息:登记机构是否独立于议会,登记机构是否强制依法公布合规数据,以及登记机构是否可以惩罚不按要求披露信息的议员。第二个变量是审核力度指数,即审核机构核查信息披露准确性的力度,该指数反映以下三方面信息:审核机构是否独立于议会,审核机构是否强制发布信息披露准确性的验证结果,审核机构是否可以惩罚提交不实信息的议员。全体样本国家的登记力度评分为0.32,审核力度评分为0.21;而有标准信息披露表格的国家,这两项的得分更高,分别为0.50和0.34。

表4
表4

  表4的B组中给出了以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家子样本组的信息披露平均分。从中可知,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要求披露信息程度高,并且信息公开可获得性的评分比世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评分要高,而低收入国家的分数较低。 公开可获得的来源项得分在高收入国家最高,为0.32,而且随收入水平单调下降。至于公开可获得的数值项,高收入国家的相应得分为0.09,与世界平均分相同。中等收入国家的执行得分较高,中高收入国家的登记力度评分和审核力度评分显著高于其他样本国家。C组的数据表明,平均而言,民主化程度高的国家信息披露得分显著高于民主化程度低的国家。D组也得出了相同结果,即媒体自由度高的国家信息披露得分显著高于媒体自由度低的国家。最后,E组的数据表明,除了源于德国民法法系的较富裕国家一般得分较高外,不同法律起源国家的信息披露没有系统性差异①。(①较早的一份文献(Djankov等人,2009)考量了这些信息披露变量,使用的是Treisman(2007)提出的回归方法。附录B2列出了这些回归结果。)

版面编辑: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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