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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过去、现在和未来

来源于 《比较》 2013年第4期 出版日期 2013年08月01日
朱晓冬
 

  中国经济转型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在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实际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0,巴西的1/10。从那以后,中国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8%,现在,中国的实际人均GDP几乎是美国的1/5,和巴西处于同等水平。作为一个人口在世界占比达1/5 以上的国家,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准快速且持续的改善使得她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作为背景,我在本文中将先简要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表现,亦即,中国如何从900年前的世界领先大国,转而成为一个错过了工业革命,在1800—1950年间人均GDP停滞不前的国家。然后我会给出对中国1952—1978年间以及1978年以后的增长进行核算的结果,把增长源分解为资本深化、劳动力深化以及生产率增长。在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每年大约上升了3%,但是,所有增长都来源于政府强制性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教育水平上升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在此期间,由于50年代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以及60年代末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生产率实际上是倒退的。

  本文的侧重点是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1978年以后的增长源。我的结论或许令人惊讶:众所周知,中国有着超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尽管如此,我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是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增加虽然对经济增长也有贡献,但是作用较小。最后,我测算各部门层面的生产率增长、各部门间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部门内部各企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总的来说,渐进且持续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减少了扭曲,改善了经济激励机制,这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尽管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现在的生产率仍然只有美国的13%,即便中国在未来20年能继续其超常的增长率,20年后的生产率水平仍将只有美国生产率水平的4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仍然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来推动生产率的增长。

  在展开分析之前,让我先提及一下本文的三个主要数据来源。在测算中国的历史表现时,我使用了麦迪逊(Madison,2007)构造的数据;在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时,我采用了Penn World Table (PWT 7.0)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在考察详细的经济增长核算问题时,我主要使用的数据来自我和合作者的一篇文章(Brandt和Zhu,2010),在该文中我们通过使用与官方不同的平减指数和来自家庭调查的信息,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进行了调整。

1.中国经济的历史表现

  古代的中国是世界经济和技术的领先者。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表现在南宋时期达到一个巅峰,一些学者认为当时中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Needham和Ronan,1978)、最高的铁产量(Hartwell,1962),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经济规模(Madison,2007)。然而,在15世纪末到19世纪初之间,中国失去了相对于西欧的领先位置。图1给出了麦迪逊对中国和西欧人均GDP的测算。根据他的测算,中国人均GDP在1500—1800年间停滞不前,而西欧的人均GDP却在此期间稳步增长。这些测算表明,到15世纪末期,远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欧。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将中国在此期间的逐渐落后归因于明朝和清朝更加集中和内向型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扼杀了中国的创新和商业活动。

  并非所有经济史学家都认可这一解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2000)在《大分流》一书中认为,在18世纪初,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生活标准和商业化程度与欧洲最富裕的地区相当,中国落后于西欧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发生的。


  休和克勒(Shiue和Keller,2007)提供的证据也显示,在18世纪晚期,长江下游区域的市场一体化程度比欧洲大陆要高,仅比英国略低。彭慕兰不认为当时中国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将工业革命的成功归因于英国的两件偶然幸事:能够拥有煤矿和殖民地。

  中国为什么未能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以及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欧的确切时间,至今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和西欧在经济表现上的确存在巨大差异。勃兰特、马德斌和罗斯基(Brandt、Ma和 Rawski,2012)回顾了学者们关于导致这些差异的可能原因的争论和相关文献,他们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失败是由于帝国的政治体制保护了上层阶层的既得利益,例如王室、官僚、地方士绅,他们抵制采用新技术。经过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两次中英鸦片战争以及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这样的帝国体制受到重创,最终崩塌。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强制性地打开了中国的边界,结果是割地给西方和日本并向他们承认通商口岸。这些变化以一种粗暴的方式给中国带来了工业技术和工厂,但是持续的军阀混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工业化进程在1950年以前未能形成气候,工业化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实际人均GDP在1800—1950年间是下降而不是上升的。

2.现代中国经济增长的量化分解

  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最终在50年代前半期开启了她的工业化进程。然而,1978年之前和之后的经济表现差异甚大。在1978年之前,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与美国的增长率相差不大,尽管彼时中国的经济基础比美国低许多。在1978年之后,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上升到每年8%以上。图2展示了中国的人均GDP如何渐渐向美国的人均GDP靠拢(数据经对数化处理)。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在1978年之前和之后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在本节中使用标准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来考察中国经济在两段时期的增长源,结果将显示1952—1978年间的主要经济增长源是资本积累,而此后的主要增长源是生产率的上升。


  在接下来的两节中,我对这两段时期有更多的讨论,包括为什么1952—1978年间的资本—投资型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并且给国家带来了如此高的成本,以及1978年以后生产率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

  将生产要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和GDP之间的关系表示为标准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Kα(hL)1-α

  这里Y表示GDP,K表示固定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力(工人数量),h表示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TFP),α是固定资本的产出弹性,通常用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所占份额来衡量。霍尔和琼斯(Hall和Jones,1999)给出了利用这个框架计算人均GDP的方法(①特别的,Hall和Jones(1999)证明了在这样的科布—道格拉斯框架下,我们可以将人均GDP表示为如下形式:

  YPop=LPopKYα1-αhA11-α

  在这个公式中,Pop是人口,人均GDP可以被计算为四项之积:劳动参与率、资本产出比的α/(1-α)次方、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1/(1-α)次方。其他变量的定义见正文。),而基欧和普雷斯科特(Kehoe 和 Prescott,2002)则提出,在这个框架中,人均GDP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以下四项之和:

  人均GDP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α/(1-α)\]

  ×资本产出比的增长率+平均人力资本的增长率

  +\[1/(1-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在这个分解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被乘以了1/(1-α)的权重,这是因为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贡献和它通过对资本积累的作用而产生的间接贡献。

  在表1中,我将α的值设为1/2[与Brandt、Hsieh和Zhu(2008)的研究相同],以便与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所报告的平均资本收入份额相匹配。在此假设下,表1给出了中国人均GDP增长率的分解,亦即分解成来自劳动参与率增长率、资本产出比增长率、平均人力资本增长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②人均GDP、劳均GDP及劳动参与率的数据来自PennWorld Table(PWT7.0)。Penn World Table包括两个版本的中国数据,我采用了版本1,因为它与Brandt 和 Zhu (2010)运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所构造的数据更一致,也与Alwyn Young(2003)对稍短时期的平减指数数据所做的调整更相似。物质资本数据的构造用到了PennWorld Table (PWT7.0)的真实投资数据,以及永续盘存法(折旧率为0.06)。1952年的初始资本存量设为I52/(0.06+ln(I57/I52)/5),这里It是第t年的真实投资。平均人力资本的数据构造采用了Barro 和 Lee (2010)的数据库中所报告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Hall 和 Jones (1999)的方法。)


  这种分解揭示了两段时期内大相径庭的增长模式。在1978年以前,增长主要来自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的增长,而不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段时期内实际上是退步的,每年下降1.07%。由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平均人力资本每年增长1.55%,部分抵消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劳动参与率略增,以每年0.11%的速度增长。最重要的增长源是物质资本产出比,它平均每年增长3.45个百分点,解释了116%的人均GDP增长。在1978年以后,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角色互换了。在1978—2007年间,物质资本产出比基本保持不变,平均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比1978年之前的增长率低。这两个增长源对人均GDP的增长总共贡献了15%。人口因素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劳动参与率在此期间每年的增长率为0.57%,比1978年之前的要高。但是劳动参与率增长的贡献仍然较小,只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7%。与此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3.16%的幅度快速增长。博斯沃斯等人(Bosworth和Collins,2008;Perkins和Rawski,2008)在其增长核算中报告了相似的结果。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被乘以了1/(1-α)的权重,α=0.5,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是2×3.16=6.32个百分点,或者说是人均GDP增长率的78%。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中国1978年以来最重要的增长源,这个结论似乎令人惊讶,因为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例如沃尔夫(Wolf,2011)认为,中国经济走的是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资本深化。但是,尽管年均GDP中用于实际固定资本投资的份额在1978—2007年间从33%增加到39%,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增长。1978年以后中国的资本投资追随着快速的产出增长步伐,但是并没有起到引领作用。在考察1978—1998年的数据时,扬(Young,2003)也得到同样的结论:资本深化不是中国的增长源。正如索洛(Solow,1956)教给我们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国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3.政府主导的工业化:1952—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当时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认为加速工业化进程最有效的方法是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例如钢铁、水泥以及重型机械。中国政府为了动员投资资源而限制了家庭消费,并对农产品设置低价格从而强制性地将吸纳农业部门的储蓄和盈余用于对工业的投资。

  这种粗放型增长战略高度依赖资本积累,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对人民的福利造成严重后果。大跃进期间(1958—1960年)对工业化的大力推动不仅未能提升GDP增长率,还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以至于在1959年恶劣气候来袭时中国遭受了严重的饥荒(Li和Yang,2005)。大跃进演变成为1959—1961年间的大饥荒,官方数据承认有1500万人死亡,而非官方测算认为实际数据至少要高2倍。

  尽管有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政府仍继续着不平衡的增长战略,在饥荒之后只做出了微小调整。农产品面对着不利的贸易条件,农民承担了沉重的税负。户口体系让税负沉重的农民无法离开农村。此外,农民还被禁止参加任何非农业活动。这些政策最初是为了帮助保证政府能够从农业部门摄取盈余,从而支持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然而,它们也造成了负的激励,严重削减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其结果是农业生产增长缓慢。20世纪70年代末,农业部门容纳了中国70%以上的劳动人口,但仍不能为中国人口提供人均每天2300卡路里(接近联合国所设下限)的热量。为了应对食物短缺,应急的粮食进口经常发生(Huang、Otsuka和 Rozelle,2008) 。中国非农业部门的情况同样窘迫,它由国有企业主导,资源配置和生产活动是按照政府计划而不是市场信号进行的。当时大多数国企效率低下,冗员严重,经常生产没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同时,家电、家具、服装等轻工业行业中的公司数量非常少,消费品短缺是常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1952—1978年的人均GDP年均增长仍达3%,这似乎令人困惑。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主要原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两者在1952年的水平都非常低,正如表1所示。资本产出比在此期间上升了约140%,从1952年的0.91 上升到1978年的2.22。此外,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52年的0.74上升到1978年的3.75。即便总生产率大幅下降了,这些因素也足以令中国的人均GDP在此期间呈上升状态。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在1952—1978年所遵循的工业化政策造成了负的激励和普遍的资源错配,导致了总生产率的下降,引发了粮食危机,几乎没有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提升。

4.1978年以后的部门间转移和生产率增长

  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致力于通过改善总体经济表现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来增强其合法性。1978年12月,政府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政策。许成钢(2011)回顾了那段时期中国的制度改革。政府当时并未设计一个系统性的改革蓝图,而是以渐进、试验和分散的方式进行经济改革。改革开放是如何带来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的呢?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本节我将首先考察不同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以及各部门间劳动力配置。在接下来的两部分,我将讨论农业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率增长背后的关键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

  表2展示了总体经济、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因为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非农业部门分为了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股份制公司,“非国有部门”包括国内民营企业、外资企业(①在中国,外资企业是一个专有名词,指任何一个股东为外国人的法律实体,包括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非农业部门的集体企业。我们将股份制公司也包括在国有部门中,是因为它们中的许多之前都是国有企业,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重组才变为股份公司,但许多仍然由国家控制,仍然受到国家的优待,能够轻易地得到银行贷款,且主要集中在受保护的行业,例如能源和电信。与此相对,集体企业(包括由低级政府控制的企业)几乎不能从国家得到支持,并且和国内的民营企业一样难以得到银行贷款、进入受保护行业。因此,我们将它们划分到非国有部门。


  我们报告了1978—2007年间以及三个子时段的增长率。在计算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用到了中国官方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包括名义产出和固定投资)、修正的GDP和固定投资平减指数、修正的就业数据(与中国的人口调查数据一致),以及巴罗等人(Barro和Lee,2010)的受教育年限。勃兰特和朱晓冬(2010)提供了数据构造的详细信息(①因为国民经济账户使用了国内价格而不是国际价格,这些增长率与通过Penn World Tables计算而得到的增长率不同,但是差异微小。根据Penn World Tables,在1978—2007年,劳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7.55%,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3.16%。)使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计算的这两项增长率分别为7.58%和3.61%。。

  全要素生产率在农业和非国有部门快速增长。在1978—2007年的整个时期内,这两个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4.01%和3.91%。与此相对,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68%。尤其是在1998年之前,国有部门的生产率非常低。不过,1998年之后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迅速,年均达到5.5%。

  农业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率的增长率很相似,然而这两个部门的就业份额变化却是迥异的。如表2所示,农业部门占总就业人口的份额从1978年的69%下降到2007年的26%。农业部门生产率的高增长使得很多农业劳动力被释放出来,转入非农产业。非国有部门占总就业人口的份额变化和农业相反,从1978年的15%上升到了2007年的62%,非国有部门工人数量的巨大增长并没有降低该部门的生产率。相反,非国有部门在吸收大量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同时,能够继续保持生产率快速增长,使总体经济的生产率得到提高。

  国有部门占总就业人口的份额在1978—1997年间相当恒定,为16%—17%左右。大约在1998年,国有企业进行了重组,这提高了国有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国有部门在中国劳动力中的占比也在2001年下降到12%,此后该比例基本未变。

  在下一节,我将深入讨论农业转型,再往后一节,我将更详细地讨论非农业部门中的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增长。

  4.1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和结构转型

  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经历了粮食危机,经济改革从农业部门开始便是顺理成章的。总共有两个重要的改革:第一,政府提升了农产品的价格;第二,先前的“农业集体化”制度被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新的制度下,每个农户被分配到一个须以官方价格出售给政府的固定粮食配额,但是农户生产的多余粮食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这项改革是逐步实施的,在1984年完成。从1978—1984年,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5.62%的速度增长。有几项研究认为,这段时期生产率增长的大部分要归因于价格和制度改革,这种改革对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要素选择产生了强大的正激励效应(例如McMillan、Walley和Zhu,1989; Lin,1992)。

  作为生产率增长的结果,这段时期中国的农业产量增加了47%。粮食供应量的上升放松了粮食刚性需求带来的对农业劳动人口的限制,使大量劳动力得以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开启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1978—1984年间,农业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从69%下降到50%:在区区6年内,中国19%的劳动力,合计4900多万人,从农业部门转移了出去。这4900多万工人中的大多数并未转移到城市中心,而是去了乡镇政府设立的位于农村的“乡镇企业”。

  在最初的几年,价格和制度改革主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农业产量,而生产技术并未发生太大改变。然而到了1984年,这种静态的效率收益已然穷尽。农业生产率和结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停滞不前。从1990年左右开始,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市场逐渐开放,政策干预显著减少。黄季焜等人(Huang、Otsuka和Rozelle,2008)详细记录了中国农业部门所发生的广泛的市场自由化,他们提到:“除了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今天的中国拥有全世界扭曲最少的国内农业经济。”由于这种市场自由化给农民提供了强烈的激励去采用新技术,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在1988—1998年间达到了5.10%,在1998—2007年间保持在4.13%。1990 年以后,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大部分来自技术进步(Jin、Ma、Huang、 Hu和Rozelle,2010)。结构转型也在1990年后恢复。到2007年为止,农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从1991年的46%下降到2007年的26%。

  农业生产率增长对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在舒尔茨(T.W. Schultz,1953) 开创性的工作之后,经济学家们一直强调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①最近的分析请见Johnston 和 Mellor (1961),Jorgenson (1961),Schultz (1964),以及Timmer(1988)。也可参见Gollin、Parente和Rogerson(2002),Restuccia、 Yang和Zhu (2008),以及Yang和Zhu(2010)。)。标准的说法是,农业生产率增长不仅对总体生产率增长有直接贡献,而且也通过结构转型产生间接贡献。当农业生产率提升时,农业部门只需要较少的工人就可以满足粮食需求,所以一些工人就可以重新配置到非农业部门。因为非农业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总体而言比农业部门高,工人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对总体生产率增长具有正作用。1978年,中国非农业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农业部门的6倍,因此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有可能为总体经济的生产率带来巨大贡献。因为这个缘故,扬(2003)认为,农业部门改革可能是中国经济改革头20年中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源。

  勃兰特和我(2010)采用了一个多部门模型来定量化地衡量1978—2007间农业部门改革的贡献。我们发现,1978—2007年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比降低了43%,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解释了这43个百分点中的39个百分点,或者说总减少量的91%。考虑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我们发现1978—2007年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是每年1.5个百分点。然而我们也发现,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随着时间渐渐式微,在1978—1988年,其贡献尚达每年2.1个百分点,但是1998—2007年,其贡献仅有每年 0.6个百分点。这一降低有两个原因:首先,随着经济增长,农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因此它的直接贡献减少了;其次,资源配置的边际贡献随着农业生产率水平的增加而下降,经过了20年的生产率增长,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用自然也慢慢下降了。随着农业在就业和GDP 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农业生产率增长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将在未来变得更小。

  4.2农业之外的增长:两个部门的故事

  在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之前,资源配置是由政府计划而非市场决定的。国有部门主导了非农业活动,在全部城市就业量的占比达80%,在工业产量中的占比超过3/4。那时的非国有部门主要由集体企业组成。城市的集体企业被局限于生产少量消费品和提供社区服务。农村集体企业只能为农业部门制造生产资料。

  4.2.1 1978—1988年:非国有部门的崛起

  80年代早期,受到农村改革成功的鼓励,中国政府开始了两轮非农业部门的市场改革。第一,引入了价格双轨制。国有企业仍然有投入和产出的配额,以官方价格交易,但是它们也可以在完成配额之余按市场价格购买投入要素、出售产品。此外,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如我们在前文讨论过的)、小型民营企业、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也被允许进入原先禁止的行业,按市价购买投入要素、出售产品。第二,中央政府也将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下级政府,给他们提供财政激励。从1980年开始,“财政包干制”被采用,让地方政府能够享有其下辖企业的“剩余索取权”(钱颖一,1999)。于是,省级、市级、县级政府控制了大多数国有企业,而乡镇政府则控制了农村的集体企业(后来被称为“乡镇企业”)。

  在这些改革之后,前身是农村集体企业的乡镇企业纷纷繁荣起来,导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而国有企业却无甚变化。乡镇企业的数量从1978年的152万家增长到1988年的 1888万家(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农村改革的成功使这些企业能够得到大量本地工人,价格双轨制让他们能够从市场上得到资本和原材料。在1978—1988年间,非国有企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从15%上升到了39%。非国有部门在就业扩张的同时也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后者在此期间达到年均5.87%。

  这场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助益较少。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承包经营责任制”改善其治下国有企业的经济表现,这种制度将管理人和工人的收入与企业的财务结果相关联。改革对生产率有一定的正面作用。李伟(1997)使用中国社科院收集的272个行业的国有企业的面板数据,经测算发现,1980—1989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4.68%,大多数的生产率增长可以归因为更强的激励、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间投入的更优配置。诺顿等人(Groves、Naughton、Hong和 McMillan,1994)使用了同一数据集,结果也显示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对生产率的正激励作用。

  虽然企业改革令工业中的国有企业变得更有效率,但它们的生产率增长仍然低于非国有企 业,且不足以抵消逐渐上升的原材料投入的真实成本。罗斯基等人(Jefferson、Rawski和Zheng,第996页)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的较宏观的工业企业数据,据他们测算,1980—1988年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96%,非国有企业则为3.66%。然而,这些测算出来的生产率增长所基于的生产函数使用的是总产值而非增加值。如果真实原材料投入成本在上升,使用总产值而非增加值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果(①具体地说,令Sm表示原材料投入在总产出中的占比,那么Δln(全要素增长率增加值)=\[Δln(全要素生产率总产值)-SmΔln(中间投入的实际成本增长率)\]/(1-Sm)。)。在改革之前,原材料投入的价格被人为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因此在改革期间,原材料投入市场的价格增速显著高于产出价格。根据罗斯基等人提供的信息,我计算了1980—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和集体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使用的是增加值而非总产值。通过这个方法,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33%,非国有集体企业则年均增长3.11%(没有对服务行业进行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比较研究,因为无法获得所需数据)。

  简而言之,最基本的结论是,这段时期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于非国有部 门的崛起。如表2所示,1978—1988年间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是-0.36%,而非国有部门的年均生产率增长率为5.87%。

  4.2.2 1988—1998年:从没有输家的改革到不可避免的权衡

  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在经济表现上的巨大差别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毕竟,两者都是政府控制下的企业,尽管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国有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受政府计划的约束,无法按市价出售产品,尽管这些限制随着时间渐渐消失(Naughton ,1995)。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央政府支持国有部门的就业承诺。国有部门的就业量在1978—1997年基本保持不变,占总劳动力的16%左右。这样的稳定性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战略: 让非国有部门发展,同时不削减国有部门。此战略在政治上有利于将社会不稳定最小化、 减少改革阻力。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Lau、Qian和 Roland,2000)称之为“没有输家的改革”。为了避免让工人下岗或者关闭工厂,政府通常要求国有银行帮助亏损的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紧急救助的可能性造成了“软预算约束”(这是文献中关于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个常见名词),进一步削弱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激励(Kornai,1980;钱颖一和Roland,1998;Brandt和朱晓冬,2001)。市场选择本是一种能够改善国有部门总生产率的重要机制,但是退出机制的缺失令市场选择无法发挥作用。与此相反,中央政府不承诺支持乡镇企业的就业。尽管经营乡镇企业的地方政府也有将失业率最小化、保持其治下社会稳定的政治激励,但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影响仍然很小。例如,在1989年信贷普遍紧缩的时候,数百万乡镇企业惨然倒闭(钱颖一和许成钢,1993)。和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面临的预算约束要硬得多、市场纪律要严得多。

  毫不奇怪,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即便是“没有输家的改革”战略仍然要面临权衡。即便没有严酷的预算约束和市场纪律,国有企业的业绩仍然不如非国有部门。1988—1998年,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27%,而非国有部门则为2.17%(如表2所示)。非国有部门的效率越来越高,给国有企业造成了日益强烈的竞争威胁,而国有企业自身的生产率却无明显增长,因此它们的财务状况也逐渐恶化。1986—1993年,国有企业所需的资源量逐步上升,国有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迅速增加,为了发放这些贷款而创造的货币也导致了周期性的高通胀(Brandt和Zhu,2000)。

  到1994年,“没有输家的改革”难以为继,这已然非常清晰。1995年,中国政府弱化了对国有部门就业的承诺,许多小型国有企业被允许倒闭,或者通过管理层收购被民营化。1995—2001年,国有部门在总就业中的占比从17%下降到12%(①1998年之前,中国官方就业统计的记录中没有国有企业就业量减少的数据。实际上国有部门早在1995年就开始削减规模和裁员。)。更多样化的所有制形式被引入国有部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转型为股份制公司,大多数股份仍由国家控制。

  4.2.3 1998—2007年:所有制改革和贸易自由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97年举行,它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大会正式批准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也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合法化。随着法律障碍的减少,民营企业迅速发展。集体企业(例如乡镇企业)失去了原有的优势,有一些被关闭,有许多也通过管理层收购的形式民营化。作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引子,中国政府也开始削减关税,扩大了贸易权利,向国外直接投资打开大门(Branstetter和Lardy,2008)。在1998—2007 年,国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城市就业总量中的占比从8%增加到24%。民营制造企业就业量的增长尤为明显,到2007年,城市中制造业所容纳的就业量有51%都来自国内民营企业(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表4-2、表4-6、表4-13)。宋铮等人(Song、 Storesletten和 Ziliboti,2011)给出了一个模型来描述这段时期的转型。

  民营化和贸易自由化对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率的增长有很强的效果。在1998—2007年,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50%和3.67%(如表2所示)。经过20年的停滞不前,国有部门的生产率在过去10年终于开始增长了。在制造业部门,这一时期的生产率增长甚至更高。根据《中国工业年鉴》中的数据(①规模以上企业的调查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来每年进行。它覆盖所有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中国工业企业(生产、采矿、建筑)。),勃兰特等人(Brandt、Van Biesebroeck和Zhang,2012) 估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3.4%。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也被允许破产退出,进入和退出过程中的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有显著的贡献,解释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72%。罗斯基等人 (Jefferson、Rawski和Zhang,2008)报告了类似的研究结果。谢长泰和克雷诺(Hsieh和Klenow,2009)使用同样的数据,检验了存续公司的资本和劳动力重新配置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他们发现,在1998—2005年,四位数分类的制造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率,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每年2个百分点,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的资源转移。简而言之,民营化和贸易自由化减少了进入和退出的障碍、增加了市场竞争,并通过公司内部生产率的提升,以及资源在广度和深度意义上的重新配置,带来了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然而,中国的非贸易部门,主要是建筑业和服务业,面临的国际化竞争要小许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服务行业,国有企业从服务行业退出,都仍面临着显著的障碍。2007年,国有企业在城市服务业的总就业量中仍然占到77%,而在制造业则仅为15%。因此,学者们发现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增速给贸易部门的增速拖了后腿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He、Zhang、Han和Wu,2012)。

  4.3中国总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总结

  1978—200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61%。我们可以将中国改革时期总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总结如下。在1978—2007年,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1.5个百分点,这其中包括结构改革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贡献。然而,这个增长源随着时间而消退,因为农业在GDP中的占比逐渐减小,它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很小。在非国有部门,1987—2007年其生产率增长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到2.27个百分点根据Brandt 和 Zhu (2010)的测算,如果非国有部门不存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那么在1978—2007年以及三个子时期当中,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将接近于0。我们也应注意到,不同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可能会互相作用,所以国有部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能简单地用总体生产率的增长减去农业和非国有部门的贡献来推算。。这个增长源将继续推动中国未来的增长,因为非国有部门在非农就业总量中的占比已经从1978年的48%上升到2007年的84%(在总就业量中的占比超过60%)。1990年之前,国有部门的生产率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如果把1978—2007年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国有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总增长的贡献几近于0。然而从1998年开始,由于结构重组,国有企业也经历了快速的生产率增长。

  生产率的主要增长源随时间变化。例如,在价格双轨制之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在1978—1984年起了引领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部门在价格双轨制下起着80年代和90年代的引领作用;从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经济环境对民营部门更友好,行业的进入和退出变得频繁,竞争压力增大,此时民营企业等非国有部门和重组后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引领作用。每当原有的改革对生产率的作用行将穷尽时,中国政府总能找到了一种方法开启新一轮改革,重燃经济增长。

5.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

  其他经济体的经验(尤其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表明,极度的快速增长终会减缓,中国每年超过8%的人均GDP增速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中国的人均GDP现在是美国的20%左右,能否达到美国的40%、80%或者120%呢?当然,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回答都会包含很多猜测,但是我将通过讨论什么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关键增长源,来尝试解释这个问题,我的分析将建立在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源的相关信息之上。像先前的经济增长源分解法一样,我们可以把中国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相对值分解为四个成分:相对劳动参与率、相对平均人力资本、相对资本产出比、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了精确起见,最后的两个比率应该是相对资本/产出比率乘以α/(1-α)的权重,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乘以1/(1-α)的权重。但是为了简洁,我将仅仅把它们称作“相对资本产出比”和“相对全要素生产率”。。

  图3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值图3展示了1978—2007年的这些比值。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资本产出比高于美国;与此同时,中国人力资本的相对水平也随着时间上升


(注意:图3是经过对数化处理的)。但是很清楚,中国的相对人均GDP主要是由中国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要回答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问题,我们必须估量中国未来的相对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过去30年对创造生产率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东欧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其他经济体也经历了经济改革,但是它们的经济增长表现远不如中国。中国的特殊之处在哪里?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在1978年经济改革之初非常落后,这增加了中国经济赶超式增长的潜力,也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当中国在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时,她的全要素生产率还不及美国的3%,也远低于东欧、墨西哥以及南美的经济体。因为中国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很远,改革对弥补生产率差距的作用十分巨大。帕伦特和普雷斯科特 (Parente和Prescott,1994)在这条思路上给出了一个模型;基欧和卢尔(Kehoe和Ruhl,2010)认为,这种说法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触发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墨西哥却不然。

  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率差异是否已经小到难以发生进一步的生产率增长?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三个东亚经济体相比较,可以发现后三个经济体都曾经历过快速且持续的生产率赶美,但最终其相对生产率增长都出现了显著的滑坡。1950年,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美国的56%;1975年,该数字达到83%;而自那以后,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倒退现象。1965年,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美国的43%;1990年,该数字达到63%;1990年以后,韩国的相对生产率继续向美国靠近,但是速度要低得多,每年仅为0.24%左右。1965年,中国台湾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美国的50%;1990年,该数字达到80%;自那以后,中国台湾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也继续向美国靠近,但是和韩国一样,速度要比之前慢得多。

  回首1978年,中国的生产率起点和这些对应经济体相比要低太多。1978—2007年,中国经历了30年的快速生产率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从美国的大约3%上升为13%。即使中国能够在未来20年复制这样的超常经济增长,它的生产率水平仍只及美国的40%,低于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或者韩国、中国台湾在60年代所达到的水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其相对生产率达到美国的60%或更高之前,其全要素生产率都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没有放缓。

  中国的经济仍然有很大机会通过减少仍然存在的扭曲和低效率来提高生产率。例如,谢长泰和克雷诺(Hsieh 和 Klenow,2009) 使用了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来测算制造业内部各企业之间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对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虽然1998—2005年间扭曲是逐渐减小的,但是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有30%的提高空间。有学者(Song 和 Wu,2011)使用了不同的数据库和方法,但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我和勃兰特等人(Brandt、Tombe和Zhu,2012)将各省份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视作既定,测算了若消除中国各省之间以及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要素市场扭曲所能带来的潜在生产率增长。我们发现,中国非农经济的潜在生产率至少可以增加20%,其中一半来源于消除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回报差异,另外一半来自消除省内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资本回报差异。

  尽管这些潜在的效率提升空间很大,许多障碍仍然存在,使得实现这些提升面临着困难。尽管经历了许多年的金融改革,中国的银行部门仍然由国家控股的银行主导,它们给地方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提供了过多的贷款。由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仍面临进入壁垒,某些行业的国家控股公司便在这种保护下继续享受大量的垄断权和垄断利润,能源、运输、电信、银行、娱乐、教育、医疗行业皆是如此。若中国要通过减少扭曲保持其生产率增长,那么进一步的体制和政策改革是必须的。

  在过去的35年中,中国领导人选择了在不推行政治改革建立法治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渐进式的体制和政策改革往往给国有部门的核心利益集团提供了好处,赋予国家控股企业或者有政府关系的企业垄断权便是一个例子。尽管这种方式有助于减少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却会在制造经济扭曲的同时导致腐败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减少各行业国有部门的垄断权对于减少扭曲以及解决腐败、收入不平等这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显然是很重要的,中国的领导层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政治灵活性,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还有待观察。

  最后,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要指出,我在本文中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口因素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但很有可能的是,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和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人口抚养比降低也减少了移民成本,加快了劳动力离开农业的速度,因而对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正面作用。如果真是这样,我可能低估人口因素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边际获益随着时间递减,这些因素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会在未来降低。

  本文作者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系教授,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本文的英文版发表于美国经济学会2012年秋季刊的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作者感谢周正怡帮助把原稿翻译成中文。

  我要感谢David Autor、Chang-Tai Hsieh、Chad Jones、John List、Thomas Rawski和Timothy Taylor所提供的评论和建议,以及Loren Brandt 和Trevor Tombe的讨论,这些都使我颇有获益。本研究的部分资助来自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基金。

  因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如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

 
版面编辑:邱祺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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