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第68辑 卷首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世人瞩目，然而，以比较视野来看，我们面临的巨大转型挑战风险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拿“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给予个人和企业更大的经济自由”这一改革目标来说，说易行难。而这恰与反腐败紧密相连，反腐不仅仅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还特别要清除制造腐败的源头，否则设置再高再多的监察，也不过是叠床架屋的另类权力。早在1980 年代后期，比较经济学派就对“寻租”理论做了大量引介，安妮· 克鲁格和贾格迪什· 巴格瓦蒂等经济学家的重要文献就论证了，行政干预管制导致全社会的经济效益降低，腐败丛生，比如根据他们的计算，1964 年印度的“租金”占国民收入的7.3% ；1968 年土耳其仅因进口许可证一项而产生的“租金”就占GNP 的15% 。政府管制微观经济主体必定导致垄断强权盛行，政府部门设租寻租的行为不断自我增强，社会腐败泛滥，诚如诺奖得主缪尔达尔在其名著《亚洲的戏剧》中所说，源于行政权力的腐败严重阻碍效率提升和经济发展，更因腐败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而夸大了底层民众对贫富不均的感受，放大人们对高层官员腐败的想象力，因此在政治上，往往会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戏剧，致使政局动荡。新一届政府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把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这是非常清晰的思路。本辑《比较》围绕这一主题选取的文章，就是讨论如何清晰划分监管范围，减少市场准入门槛，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经济自由，哪些阻碍经济发展和效率的行政权力应该削权，阻断其设租、寻租的路径，减少腐败，以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