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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第72辑 卷首语

来源于 《比较》 2014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6月01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45)条指明: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 。然而,在《决定》的框架性指示之下,具体如何设计和规划改革方案,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思路差异,还需要大量有精细技术含量的工作。就全球范围与历史来说,养老体制、医疗体制等改革都经历和面临着不断探索、不断转型的失败与成功。只要涉及社会福利性支出,公平、民生就会占据舆论的道德高地,特别是很容易沦为以追求公平为名的再分配工具和维稳工具,滑向财务难以为继的危险歧途。国际经验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定位和制度设计,与国家财政和人民福祉密切相关,要避免日后陷入恶性循环,需要政策制定者和改革制度设计者们有高度的聪明才智,把握相关的理论,汲取他人的历史经验教训。被视为福利国家典范的北欧诸国,上世纪90年代就有过深入探索,进行了福利制度改革的过渡转型;而没有改革的例子是一些拉美国家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陷入困境的南欧。本辑《比较》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和改革设计,以及近期的过渡状况。概括和总结了实施记账式账户制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希望这些养老金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比较,能有助于我们思考社会保障体制的一些根本矛盾和难题,为建立一个公平、可持续且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保障体制提供借鉴和启示。

  开篇为复旦大学封进等人的“变革中的养老金制度——记账式账户制” ,这是根据国际上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而成的综述。对1990年代以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金融市场回报率走低以及巨额养老基金负担等带来的挑战,而实行记账式账户制的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记账式账户制在政治上的可行性及其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且涉及技术和操作层面,如记账式账户的具体操作要点,包括参保人、缴费方式、初始账户值、记账利率、养老金待遇等的确定;如何确保记账式账户制的偿付能力、流动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如何从现收现付制向记账式账户制转型,其成本如何测算、如何融资,介绍得颇为详细。可能对我们的改革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前主席林德贝克的“瑞典实验”一文,重点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经济安全和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经济效率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和失业,且探讨了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实验情况。 “二战”后确立的“瑞典模式”以福利国家体制、高度干预主义政策和集中化的经济和组织为主要特征,带来了罕见的高度经济安全、充足的公共部门服务以及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瑞典有能力同时实现经济平等、社会福利、充分就业以及经济的高效率及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但从1970年代开始,瑞典经济增长放缓,充分就业逐渐被打破,收入差距渐趋扩大,各种福利国家制度开始后退,瑞典模式荣光不再。究其背后的原因便是,与瑞典模式相伴而生的各种消极激励效应、道德风险、产品和服务市场缺乏效率,僵化的相对工资体制,以及政治家们扩展各类政府项目和工会权力的“野心水平提升”等,都阻碍了瑞典积极灵活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为此,瑞典开启了自由化和市场化方向的体制改革, “再次成为较为‘正常的’西欧国家” 。

  林德贝克与其同事马茨·佩尔松的文章“养老金改革的收益” ,对厘清改革的方向有重要参考价值。文章根据养老金体系的三个维度及其对应目标:精算/非精算维度(对应于就业激励的目标) 、完全积累/非积累(对应于资本形成的目标)及待遇确定/缴费确定(对应于风险共担的目标) ,来划分养老金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世代交叠模型,分析养老金体制转型,即以非精算型现收现付制为起点,转向准精算型现收现付制、然后再转向精算型积累制(又称完全积累制)带来的效率、劳动力供给、储蓄、总收入方面的改善;以及不同养老金体系在代际、代内和个人生命周期内的风险分配。文章还讨论了不同国家的实际改革,这类改革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保证养老金体系的长期财务稳定而推行的参数改革,例如提高缴费率、削减待遇、调高退休年龄等;另一类是从一种养老金体系转向另一种养老金体系的系统性改革,例如提高精算公平程度。理论分析和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表明,任一养老金体系都各有其优劣。更为有益的方式是将不同类型的养老金体系——基本养老金、补充性的强制养老金、职业年金和自愿的个人养老金——予以组合。

  爱德华·帕尔默的文章“养老、医疗和疾病保险的公共政策:拉美能从瑞典吸取的经验教训”前三部分是关于保险的理论,第四部分对养老金各种制度进行了利弊分析。在第四部分,作者以瑞典的养老、医疗和疾病保险的公共政策为例,介绍了瑞典如何转型,讨论了其他国家转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经济影响,说明强制性社会保险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性。文章分别讨论了社会保险体系的模式设计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探讨了与模式设计和制度安排相关的覆盖面、待遇、激励、效率、对经济的影响等关键问题。正如作者所说的: “构建制度最合适的战略是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并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

  “货币政策与经济复苏”一文是美联储主席耶伦在纽约经济学俱乐部的演讲,她首先介绍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并阐释FOMC如何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促进充分就业。她还强调,尽管经济前景可期,但经济增长路径却是不确定的;有效的货币政策必须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及时应对预期以外的波折变化。文章重点讨论了货币政策框架如何应对预期之外的经济变化,并分析货币政策与经济复苏的相互作用。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温加斯特教授等人的“司法独立的条件”一文,司法独立是政治学和法学的常见话题,但到底何为“司法独立”却是众说纷纭,甚至背道而驰。与传统将“司法独立”定义为制度环境的永久性特征相反,本文将司法独立定义为司法、立法、行政三者之间相互制衡的结果。司法独立随着政府的三个职权部门的政治组成的变化而此消彼长。作者利用实证政治理论,设定了政府三个职权部门之间的博弈模型,从而对美国曲折经历的司法独立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且将这一模型应用于分析其他拉美国家的司法独立情境。

  2008年金融海啸中,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德国被称为欧洲的“超级经济明星” 。其实,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德国却被说成是“欧洲病夫” 。德国不到十年间的转变引发过很多讨论, 普遍认同的答案是2003年前后的 “哈茨改革” ——一系列劳动力市场立法改革带来了竞争优势。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德国经济和贸易平衡在欧元区大背景下的演化获得了好处。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杜斯特曼及其合作者认为,德国经济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劳动力市场的重构,促使竞争力提高,助推了德国的出口。文章指出: 历史形成的德国劳资关系体系的特殊治理结构——雇主协会、工会和工人委员会三方契约和相互协议,为工资制定权从行业层面下放到单个公司层面甚至单个劳动者层面作了铺垫,再加上生产率的显著提高, 最终提升了德国的竞争力。假如德国不存在工资议价的自主权,这一政治过程是否还能实现,值得怀疑。相对于德国,欧洲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集权化和被法律固化,使得它们在调整中处于不利境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近年来财政收入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政府从未像现在这样“阔气” 。但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未来政府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将面临巨额公共支出,并极有可能引发持久的财政赤字。由此而来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希望政府在公共品提供方面扮演什么角色?这也正是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社科院经济所朱恒鹏和张琦对公共品提供主体多元化的理论分析,为我们重新认识政府在公共品提供中的作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培林等人的文章试图对发展的机制给出新的解释。他们的基本观点是, “分工广化”与斯密意义上的“分工深化”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分工广化是由企业家和创新者来推动的。要让具有企业家和创新潜能的人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和创新者,就需要让他们在实践和试错中自我发现。而这需要四方面的制度和文化条件:要有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教育理念;要保障劳动果实的安全性;要保持社会流动性;要根据发展阶段精心设计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四方面条件,不仅造就了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自我发现,也造就了其他社会成员的自我发现并促使其提升生产率,从而也造就了在初次分配环节形成合理分配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发展。■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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