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发展的机制: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自我发现

来源于 《比较》 2014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6月01日
刘培林 张鹏飞

一、导言:沿着熊彼特之路前行

  第二次农业革命之前,全球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始终羁绊于马尔萨斯陷阱之中。第二次农业革命把农业生产率提到一个新高度,能供养大量非农部门人口和更大规模的总人口。紧随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的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现代增长阶段,大量的突破性技术不断涌现,同时,人口预期寿命、总人口规模和人均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此可以总结出第二次农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四位一体”现象: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人口规模快速增长、技术快速进步和经济快速增长(参见图1)。(①我们认为,第二次农业革命是全球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和人类得以自由探索未知世界的转折点。而菲尔普斯(Phelps,2013)则强调,富有活力的现代经济并不特别依赖于技术进步。)

  不同时期的学者,基于自身观察,对上述“四位一体”的不同侧面和不同片段给出了相应解释。

1

图1世界人口增长与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些主要进展

  资料来源:Robert W.Fogel(1999)

  1.斯密《国富论》的分析与伏笔

  斯密(Smith,2008,第15页)强调,分工通过三种方式促进生产率提高。第一,边干边学和熟能生巧;第二,各人专事一业,减少变换工作所损失的时间;第三,机械发明使一个人干许多人的工作。斯密(2008,第16—18页)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机械发明者。一种是把全部注意力倾注到一种简单事务上的普通工人,为使其所承担的工作快速完成而进行发明;另一类型发明者则是不事具体事物制造、但专门观察所有事物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通过把最不相干的事物聚集起来而进行发明。随着社会进步,哲学家从事的行业也会分出更多门类,专事具体门类的哲学家也因熟能生巧而提升效率。斯密(2008,第26页)还指出,狭小市场条件下,人们不能终身专事一业;而便捷的交通和贸易体系所覆盖的市场规模越大,则通过交易卷入分工体系的人也越多,分工程度也就越高。

  我们不妨把斯密所说的两类发明分别称为“劳动者发明”和“哲学家发明”。从性质上看,前者和斯密归纳的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前两个源泉更接近,可以被称为“分工深化”(deepening of the division);而后者的性质则有很大不同,可以被称为“分工广化”(augmenting of the division)。“分工深化”是斯密所强调的分工程度提高的主要方面,是在大体明确的技术路线上的工序细化或为提高工效而进行的边际改进,更接近于“从有到快、从有到好”。“分工广化”则是开辟新的技术路线,更接近于“无中生有”。斯密并没有对分工广化进行深入分析,甚至没有提出这个论题,可能主要是因为他所观察到的现象,只是工业革命刚发端20—30年的经验,他无法想象身后250多年人类技术进步和分工广化的巨大成就。

fz2_副本

表1《国富论》所论及的生产率提升源泉及其性质

  我们想提出的问题是,理解人类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机制,仅仅靠甚或主要靠“分工深化”是否足够?如果分工深化就是增长的主要机制,那么,设想这样一种情形:市场连通性足够好,市场规模对分工的制约降到最低,所有人都如斯密强调的那样卷入分工体系且终身专事一业,进而使得斯密意义上的分工深化达到极致。在这种情形之下,增长是否会有极限?是否可持续?

  显然不能。逻辑分析和历史经验都表明,主要依靠分工深化,不足以解释已有经济增长史,必须在分工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找经济持续增长的机制。(①斯密(2008)的中心思想之一是,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而市场机制是协调复杂分工的有效机制。我们完全同意斯密强调的市场对分工的协调作用。本文主要围绕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机制展开分析。不过斯密所提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发明”,实际上已经埋下了极富远见的理论伏笔,为后来的企业家和创新精神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和有待深化的分析

  熊彼特(Schumpeter,1962)基于对斯密身后近一个半世纪内资本主义所展现活力的观察,解释了发展的机制。其出发点是所谓的“循环流转”状态。这种状态之下没有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即使所有人在各自岗位上专事一业,把斯密强调的分工深化的潜力用尽,人们最多可以期待一个有限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说,循环流转状态下的分工所推动的增长是会遇到天花板的。这种状态,实际上也就是索洛(Solow,1956)所阐述的没有技术进步时的“稳态”。

  在循环流转状态的基础上,熊彼特进一步引入了“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提出了一整套与凯恩斯理论极为不同的雄心勃勃的、同时解释长期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波动的框架。

  但熊彼特(1962,第六章)并未全面分析企业家的来源和产生机制,只是在分析经济周期时指出,导致周期的根本机制是,企业家并非随着时间推移而均匀地出现,而是在不同时间间隔上集群式地涌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或少数几个(具有原创性的)企业家的出现,为其他(跟进型)这里两个括号内的内容,为本文作者根据熊彼特的分析所加注。企业家的出现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这会进一步导致更多企业家的出现。

  如果说熊彼特的框架把经济持续增长内生化的话,我们想追问的是,如何促进最有原创性的企业家更多地、更频繁地涌现出来?在原创性企业家出现之后,如何促进更多的跟进型企业家产生出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平均速度更高、且波动幅度更小的增长。所以,这样的追问意义重大。我们还想追问,为什么某些国家有大量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而有的国家则缺乏企业家?这些问题在熊彼特的框架内难以得到回答,需要另外的解释。

  3.分工与知识积累:当代研究进展和我们关切的问题

  熊彼特的著作发表到现在,又过去了一个世纪,经济增长已经充分展现了其面貌。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也不断深化。索洛(1956)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指出,长期来看,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但该模型中,技术进步不依赖于诸如人口、储蓄、投资等经济变量,到底技术进步从何而来,没有加以分析。

  杨小凯(Yang,1991)分析了交易成本对分工深化的影响。贝克尔和墨菲(Becker and Murphy ,1992)也指出,协调分工的成本较之市场规模而言,对分工的影响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即使分工协调成本降到很低水平,如果分工仅在现有知识体系内展开,所能带动的生产率提升是有限的。

  贝克尔等人的上述研究还指出,“更多的知识将提升专业化分工的利益,因此会提高最优的分工水平”。我们认为,贝克尔等人这里所称的“更多的知识”,显然已经超越了斯密意义上的“分工深化”,而呈现出我们下面将要分析的“分工广化”的特征。

  其他众多的内生增长理论,也从不同角度对持续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提出了解释。赫普曼(Helpman,2004)的综述指出,当代内生经济理论通过某种外部性来解释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在罗默(Romer,1986,1990)的框架中,外部性存在于知识中;而在阿罗(Arrow,1962)的框架中,外部性存在于资本中……卢卡斯(Lucas,1988)也诉诸外部性,然而,与罗默不同,他引入的外部性存在于人力资本中。”琼斯(Jones,1999)指出,包括阿吉翁和豪伊特(Aghion and Howitt,1992)的重要论文在内的内生增长文献的共同思想是,知识是非竞争性的,一旦被发现,就可以被包括发现者在内的众多主体免费或以很低成本加以利用。

  外部性、知识的非竞争性等,都是解释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关切的问题是,如何使得外部性来得更大些,如何使得发现知识的活动更加活跃、更有成效?

  特别地,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入手:人力资本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人力资本和知识的关系是什么?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是什么?也有文献提出了类似关切,如赫普曼(2004,第40页)曾经指出:“人力资本是仅包含在人的身上,还是也包含在社会中,它与罗默的‘知识存量’有何不同?我觉得人力资本的概念以及人力资本与‘知识存量’的含义区别都未被清楚地阐明。”

  此外,强调人力资本重要性的文献的政策含义,往往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公共部门投资,如增加教育投入。但如何才能有效积累人力资本,是否仅靠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健康水平等看似能积累人力资本的措施,就足以获得预期成效?如果仅靠这样的政策就能奏效,那么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似乎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只要改变政府支出结构,扩大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足以解决问题。但研究发现,仅靠此类政策并不能显著促进生产率提高(参见Pritchett,2004)。大量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的发展援助项目收效甚微。这表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不仅需要增加投入,更关键的是改善人们自我积累人力资本的激励。

  我们围绕所关切的问题而展开的分析,有三个特点。第一,从方法论上讲,我们采取与通常经济学模型不同的做法。已有的几乎所有经济增长模型,都建立在代表性行为主体的基础上。这种处理办法的现实含义是,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的行为主体是同质的,同质的主体在知识创造或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着等量齐观的作用。这固然能揭示许多重要机制,但也会损失许多重要信息。也正因为如此,目前不少研究生产率的文献,放弃了代表性企业的做法,从更加细致的微观层面直接分析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和要素在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之间配置的宏观影响。)我们试图从更贴近实际的假设出发,关注知识积累过程中不同个人发挥的迥异作用。这种迥异是由不同主体的激励和能力两方面因素所决定的。

  第二,从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的关系入手展开分析。我们认为两者既不是等同的,也不能割裂开来。虽然许多知识物化在资本品中,但更重要的知识载体是人,人力资本的主要内涵就是人所掌握的知识。

  第三,从制度层面入手寻找解释。也就是说,为充分促使人群中潜在企业家和创新者脱颖而出,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条件?诺思(North,1981)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假说是,能有效缩小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差距的制度,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是促进增长的好制度。但我们认为这些结论尚不能很好地回答我们所关切的问题。比如,即使所有主体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完全一致,即使交易成本处于很低水平,而人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却一成不变,是否能够充分释放增长潜力?

  我们所关切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我国深化改革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为了“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就必须回答我们所关切的问题。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形成便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充分发挥能动性的制度条件和文化氛围,让全体社会成员中潜藏的企业家和创新者,能在充分而自由地参与实践试错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发现、自我实现,创造出更多新的知识,是发展的根本机制,是一条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发展道路。

  下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明激发所有社会成员的能动性,进而促使全体社会成员中潜藏的企业家和创新者脱颖而出,是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包容性发展的根本机制;第三部分分析这一机制所需的四方面条件;第四部分是结束语,将结合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改革和发展提出简短的政策建议。

版面编辑:黄玉婷
财新传媒版权所有。如需刊登转载请点击右侧按钮,提交相关信息。经确认即可刊登转载。
  • 收藏
  • 打印
  • 放大
  • 缩小
  • 苹果客户端
  • 安卓客户端
财新微信

热词推荐:
深圳毒跑道 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缅甸大选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贾灵敏 哈尔滨雾霾 宁夏首虎被调查 艾宝俊 芜湖爆炸 京张高铁 中新项目落户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