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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病夫到超级经济明星:德国经济再崛起

来源于 《比较》 2014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6月01日
C.杜斯特曼 B.非岑博格 U.舍恩贝格 A.施皮茨-恩纳

  在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德国经常被称为“欧洲病夫”(Economist,2004),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就是这样评价在19世纪中期面临困境的奥斯曼帝国的。的确,在1998—2005年,德国经济平均每年仅增长1.2个百分点(其中2003年还出现了衰退),失业率从1998年的92%上升为2005年的11.1%(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如今,大衰退过后,德国被称为欧洲的“经济明星”(如电影《德国制造:欧洲的超级经济明星》(①http://films.com/ItemDetails.aspx?TitleId=29218.))。德国的失业人数从2005年的500万下降到2008年的300万,而且到2010年,其失业率下降至77%(据德国联邦就业局的相关数据)。与大多数欧洲邻国及美国相比,德国虽然在2008年和2009年出现了GDP的明显下滑,但在整个大衰退期间失业率几乎没有增长(Moller,2010;Burda and Hunt,2011)。2011年,德国的出口额达到1738万亿美元的最高水平,几乎等于德国GDP的一半,占世界出口总额的77%。甚至欧元危机也没能阻止德国经济和就业的强盛。

  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继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后),德国如何用不到十年的时间从“欧洲病夫”转变为“超级经济明星”?一个普遍认同的答案是源于200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劳动力市场立法改革,即“哈茨改革”。另一种解释将侧重点放在德国经济和贸易平衡在欧元区大背景下的演化。然而,本文认为,这些因素不是德国经济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是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和竞争力的增强助推了德国的出口。本文将给出证据表明:德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特定治理结构增加了特殊经济环境下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德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这一特性成为过去十年德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我们的讨论本质上类似于Carlin and Soskice(2008;2009)。他们认为,是德国的私人部门基于雇主—工人合作的传统德国制度进行的调整对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非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福利改革。)

  本文首先讨论,德国制造业部门及其他部门单位劳动力成本(即总劳动成本/总产出)的演变在贸易制造业的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紧接着,我们研究了允许工资限制及工资分配底端实际工资急剧下降的机制。

  我们强调的德国劳资关系体系的特性不是根植于立法,而是出现在三方(雇主协会、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契约和相互协议中。这一体系的制度设立受制于全行业的工资谈判,并且基本维持不变。然而,许多指标显示其运作方式发生了改变。例如,被各式工会协议覆盖的德国工人的比例显著下降,并且公司层面对全行业工会协议的偏离自1990年代以来显著增加。总体来看,体系内的这些渐进变化使得工资制定权从行业层面下放到公司层面,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也可以将这一过程看作是德国劳资关系的逐渐本土化。

  德国工资制定权的下放与许多邻国形成对比,在邻国,法定最低工资通常较高(相对于生产率),并且工会工资和工作时间规定适用于行业内的所有企业,制度性变革需要政界的广泛共识。

  我们之后讨论,为什么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经验在欧洲大陆如此特别?一方面,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两德统一的巨额成本给德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担,导致宏观经济长期低迷。另一方面,又让德国雇佣者有机会进入东欧邻国,这些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而体制和政治结构相对稳定,在此之前,这样的机会一直被“铁幕”封锁。这些因素改变了雇主和工会之间的力量平衡,迫使雇员不得不以一种比原本许多人预计的更灵活的方式作出反应。最后,本文讨论我们所分析的德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灵活性与2003年德国哈茨改革以及1999年欧元诞生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系。

一、德国如何提高其竞争力?

  1.相对单位劳动成本

  在图1中给出了样本国家整体经济的“相对单位劳动成本”(经不断变化的市场构成调整后的,以美元计价)。这一指数由OECD基于单位劳动成本的同比变化计算而得,在用当前汇率转换为美元后,与贸易伙伴国的加权平均作对比,表示单位劳动成本随时间的相对变化(以1995年为基年作标准化处理)。贸易伙伴国的权重根据贸易模式的改变逐年调整。该指数的上升代表竞争地位的恶化,该指数的下降表示竞争力的改善。指数的下降由以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1)工人人均(或每小时)工资的下降;(2)生产率的提升(工人人均或每小时);(3)一国名义汇率的贬值。

  自1995年以来,德国的竞争地位持续改善,与此同时,一些主要欧洲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出现了恶化(西班牙和意大利),或基本维持在1995年的水平(法国)。英国的竞争力同样出现了恶化,尽管由于2007—2009年英镑相对其他货币的快速贬值使英国的竞争力有了明显改善。由于1990年代末美元相对于欧洲货币出现了升值,使得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相对于德国失去了竞争力,而在2001年衰退之后美国竞争力持续改善,部分原因是美元的贬值(例如,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在2001年为1,到2009年下降为08)。然而,德国相对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竞争力提升,不能归结为货币贬值(事实上欧元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的货币相比几乎都出现了升值),因为这些国家都使用欧元,所以其竞争力的增强必然是因为与其他欧元区国家相比,德国的工资增速慢于生产率。

  2.工资的变化趋势和工资的不平等性

  图2显示了自1990年以来西德实际工资的演变趋势。该图还显现了过去15年西德工资的不平等性迅速加剧(Dustmann、Ludsteck and Schonberg,2009;还可参见Antonczyk、Fitzenberger and Sommerfeld,2010;Card、Heining and Kline,2013)关于工资的相关数据在附录A中,电子文本可在网站http://e-jep.org获取。)从1990年代中期起,位于工资分配15百分位的实际工资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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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1世纪初开始,位于工资分配50百分位的实际工资开始下降,只有处于工资分配顶层的人的实际工资持续上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本报告所描绘的工资曲线代表了西德的情况,因为东德的发展受到德国统一后转型的强烈影响。

  如果工资不平等加剧和整体工资的适度增长使德国相对于美国和其他欧元区国家出现了单位劳动成本的有利演变趋势,人们会预期,这一发展在贸易制造业部门应更为明显。贸易制造业部门作为德国出口行业的支柱部门,其出口额占德国总出口额的80%。这一洞见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按照人们预期的方式起作用。

  为了进一步研究工资不平等的加剧,我们根据出口额进行分类:将1995年出口额在25百分位以下的部门归为“非贸易部门”;将出口额高于这一限额的部门归为“贸易部门”。“贸易制造业部门”是那些属于制造业的贸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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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贸易服务业部门”是其他贸易部门。关于这些分类的更多细节在附录A中,电子文本可在网站http://e-jep.org获取。)图3分别揭示了非贸易部门、贸易制造业部门(此处标记为制造业)和贸易服务业部门随工资分配的实际工

  资演变趋势。通过测算,在工资分配的所有百分位,制造业的实际工资直到2005年均维持增长,2005年之后在50百分位和85百分位仍继续增长。在非贸易部门,整个1990年代期间,德国的实际工资在工资分配的任何百分位几乎没有增长,21世纪早期甚至在85百分位开始下降,在15百分位下降最明显。不平等加剧最明显的是贸易服务业部门,在1990—2008年间,实际工资在50百分位没有出现增长,在85百分位增长了12%,在15百分位几乎下降了15%。乍看之下,这些图似乎不支持这样的假设,即制造业部门的工资限制是该部门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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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德1990—2008年15百分位、50百分位和85百分位分部门指数化工资增长

  注:数据样本为SIAB年龄在20—60岁的西德全职工人,该图以1990年为基年,显示了工资分配分别在15百分位、50百分位和85百分位的指数化实际工资增长情况。其中,名义工资用消费者价格指数(1995=100,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统计局)进行了缩减。子图A显示了非贸易部门相关指标的演变趋势,子图B和子图C分别为贸易制造业部门和贸易服务业部门。我们根据出口额进行分类:将1995年出口额在25百分位以下的部门归为“非贸易部门”;将出口额高于这一限额且属于制造业的部门归为“贸易制造业部门”;将出口额高于这一限额但不属于制造业的部门归为“贸易服务业部门”。

  3.出口、贸易制造业和国内投入

  然而,制造业最终产品包含了很多其他部门的产品作为投入:在德国,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值仅略等于其最终产品价值的1/3,增加值的剩余部分则来源于其他产业的投入贡献,包括国内部门和国外部门(目前侧重于研究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的,参见Geishecker,2006;Sinn,2006;OECD,2007;OECD,2012)。因此,制造业部门可能会从国内其他部门的低水平工资和廉价进口产品中获益。另外,也可能是德国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提升超过了工资水平的提高。

  更多详细的证据表明,所有这些因素可能都在起作用。(参见附录C中的表1和表A1,电子文本可在网站http://e-jep.org获取。在德国,制造业部门在1995年大约提供了33.2%的就业岗位,但到2007年仅提供了28.4%的就业岗位,而这一部门的增加值(以现价计算)基本保持不变,1995年占总增加值的比重为22.7%,到2007年这一比重为22.5%。这一模式说明,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大于其他部门,而同一时期其他部门的就业份额还有所上升,增加值却基本维持不变。这一模式在高收入国家较为普遍(②Pilat、Cimper、Olsen and Webb(2006)指出,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增长与制造业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有关(这就是“鲍莫尔成本病”)。如此,以现价计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低估了以不变价计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这是德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保持不变的原因)。然而,与增加值情况相反,制造业产值(最终产品价值)占总产值的份额从1995年的35%稳步上升为2007年的39.3%。这一情况反映:制造业部门确实依赖于国内其他部门和进口产品的投入增加(因为最终产品所占份额增加,而增加值所占份额基本不变),也可能因此受益于国内其他部门低水平工资和廉价进口产品。

  如表1所示,更细致深入地分析数据发现,制造业部门的投入产出比几乎为其他两个部门的2倍(1995年制造业部门为66.1%,而贸易服务业部门为37.8%),这一份额在2007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达到了72.9%。同一时期国内的投入份额维持在51%的水平。因此,德国制造业部门投入产出比的增加,主要是其增加的投入更多源于国外部门而非国内产业部门。然而,即使在2007年,德国制造业部门仍有70%的投入由国内提供。所以,“德国制造业部门不过是外国投入产品的加工厂”的论断不免有失偏颇。事实上,当德国制造业增加对进口投入的使用时,国内投入占制造业最终产值的份额在1995—2007年间保持较高水平且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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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国内投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部门和其他两个部门的竞争力?在图4中,我们描绘了三个部门的单位劳动成本演变趋势,图中两个可贸易部门的权重与它们的出口额有关。(关于单位劳动成本如何计算,可参见附录A和附录C,电子文本可在网站http://e-jep.org获取)在计算单位劳动成本时,我们首先只考虑部门的增加值,如图4中的实线所示。其次考虑部门最终产值,即部门增加值和总投入的总和,在图4中用虚线表示。由于使用了其他国内部门的投入,这一指数(最终产品单位劳动成本)包含了部门竞争力的提升。我们还给出了三个部门的平均实际工资(用德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工资进行调整)。从图4中可以看出,制造业部门的真实工资增长水平相对温和,在11年的时间里约增长了8.2%,而这一时期,其他两个部门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分别下降了1.2%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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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该图显示了分部门指数化实际平均日工资(1995=100)。名义工资用消费者价格指数(1995=100,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统计局)进行了缩减。这些指标的相关数据在附录中表A2的第(1)列、第(4)列和第(7)列。该图还显示了分部门的“增加值”和“最终产品”指数化单位劳动成本。相关指标数据在附录中表A2的第(2)列、第(3)列、第(5)列、第(6)列和第(8)列。表A2详细描述了这些数据和计算方法。

    如图4所示,在考虑了其他部门的产品投入后(最终产品),整个制造业总产出的国内单位劳动成本比增加值的单位劳动成本下降更快,而总产值中进口投入份额的增加并不能解释这一下降情况。另外,最终产品单位劳动成本从观察期伊始的1995年就开始下降,而增加值单位劳动成本从2003年才开始快速下降,与此同时,平均工资尤其是位于工资分配15百分位的工资水平实际上也开始下降(如图3所示)。

  因此,德国的制造业部门从多个方面提高了竞争力。第一,制造业吸收了来自国内非贸易部门和贸易服务业部门的投入,而这两个部门的实际工资在1995—2007年处于下降状态。第二,单位劳动成本的下降与制造业平均实际工资的增加,意味着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提升超过了工资水平的提高。相比之下,总的单位劳动成本在非贸易部门下降较慢(-22.2%),在贸易服务业部门下降更慢(-9.7%),即使这两个部门的名义工资增长也比贸易制造业部门慢许多。还要注意的是,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已经超过其他两个部门。第三,为了增加自身最终产品的竞争力,制造业部门通过进口投入,加强了与东欧国家(远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多)的贸易一体化。这些进口投入占制造业部门总产出的比重在1995年为14.5%,在2007年为21.5%。伊格尔(Egger,2003)用OECD投入产出表和OECD国际贸易及国际收支统计数据,计算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进口投入的外购指数(outsourcing indicator),结论显示,2000年德国从这几个国家进口的投入额占到德国总投入额的8.5%,而这一比重在意大利为2.5%,在法国为1.9%(相对于GDP)。

版面编辑:黄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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