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增长率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上限。政策调控与其纠结于保底线,不如通过主动调整宏观政策尽量靠近上限,改变此前脉冲式、碎片化的局部调控政策
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升级,但法律却没同步发展;国情限制下的知识产权执法左右为难
在国资监管机构和经营性国企之间,通过创新的制度设计,构建新型的国有资本持股机构,是重构国资管理体系的核心
人口的增长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的结果,特大城市的人口政策应该务实。如果政府采取政策人为控制人口,很有可能会出现违背经济规律的后果
装备出口与海外建设工程承包协同发展,正是能够将现阶段新兴市场需求与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相结合的领域。政府应主要聚焦于提供跨境投资及承包项目合作平台,为企业创造机会
将本不可以简单加总的各层级政府债务合并计算后再和GDP对比,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过重,这样的结论很难准确反映现实
IPO标准的差异化是市场特色的最重要标志。过高的IPO门槛,已经严重扭曲了上交所与深交所中小板、创业板的市场定位
小额信贷担保创造就业的成本,远远低于失业救济或以基建保就业;应该从制度入手,从政府、机构和做法上建立良好的约束机制
中国有潜力在“十三五”末跨入高收入行列,但是,临门一脚并不容易。中国离高收入门槛有多远,取决于未来的改革有多成功
要让一线的管理者和执法者,真正拥有有效解决问题的权力和责任。未来大部门制改革要成功,不仅要有集中和分散,也要考虑有效的自主治理
在改革过程中兼顾稳增长仍是今年的政策关注焦点。鉴于具体改革政策措施对于短期增长的影响不一,在选择改革政策组合方面,应考虑短期有利于稳增长的政策加紧出台
避免实际利率倒挂状态长期持续;切忌操之过急的紧缩措施过度冷却房地产市场
经济增速设定底线,利率和汇率必然都被绑缚手脚。与其说高利率和升值驱动着套利交易,不如说是经济底线给套利交易做了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