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求缓解养老问题的高效率途径

　　汪丁丁

　　随着中国人口步入老龄，转型期养老问题日益紧迫（参见本刊2001年8月观点评述文章《转型期养老问题——复杂，紧迫，高风险》）。这一复杂、紧迫、高风险的转型期养老问题，其实质是要在两代人时间内把劳动存量尚处于高峰阶段的劳动报酬的一部分转换为未来低水平劳动存量阶段的资本报酬的一部分，使得由此而积累的资本本金及利息，在可接受的程度上（例如替代率60%）能够抚养老龄人口。

　　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同的是，中国人口生育控制政策在城镇地区的有效实施大大提高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事实上，我们必须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解决上述的养老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高效率地解决养老问题。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越是要求高效率，在体制改革的时候就越要考虑“私有化”，而不是制造出更多的“公共财”。发展中国家的养老问题比发达国家更紧迫，因此，发展中国家更应当采用高效率的“智利模式”而非沿袭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模式”。前者导致了所谓“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的思路，而后者已经导致了谁也算不清楚的巨大的隐性养老金债务（Implicit Pension Debt，简记IPD）。在中国，IPD占1998年GDP的比重至少为40%，很可能为80%，甚至更高。就各类估计的平均数来说，郭树清在这篇文章里指出，大约为5万亿元人民币。他并且强调，继续依靠财政支出来解决这笔庞大的隐性债务将无可避免地导致金融失稳。因此，10月停止执行“国有股减持方案”以来，IPD的偿还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