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看守市场

　　汪丁丁

　　毫无疑问，当我们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着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当我们的经济从超常发展阶段转入正常发展阶段时，当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从上一个稳态向着未来的稳态“转型”时，我们必须忍受“变迁的痛苦”。

　　问题在于如何承受变迁的痛苦？如何在社会全体成员当中分摊这一痛苦？如何避免既得利益的结构被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固化为永远的利益结构，从而对变迁痛苦的承受变为无意义的承受？

　　让例如5000万下岗职工和城市失业人员维持温饱（下限），每年大约需要“社会福利”金额1500亿人民币，约占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到2%，这个数额绝不是社会不能承受的负担。但中国（和外国）政府“扶贫”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让贫困家庭得到这1500亿元的福利，社会至少要从当年国民收入中割让10,500亿元的福利基金交给政府支配，占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换句话说，七分之六的扶贫资源都“浪费”在政府办公大楼里了。说得再清楚些：政府主持的任何“救援工程”，都会把这笔原本占国民生产总值2%以下的扶贫款项迅速演变为我们有限的国民收入难以承受的社会负担。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方法，能够尽量直接地把每年3000元人民币的贫困补助交到每一个下岗职工和城市失业人员手中，让他们自己支配自己的福利。更重要的是，贫困人口的福利自主权可以让他们更主动地“转轨”到新的生产部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