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
我们不关心南方证券是否真的申请破产,但是我们确实在意南方证券现象产生的体制和市场价格走势等若干微观因素,也确实在意该机构各种可能未来走势对货币政策当局、证券市场运行乃至公众预期的宏观影响,还在意该事件所体现的国家、市场、中央、地方、金融机构、监管当局和投资者复杂的利益博弈这一政治经济学含义。
我们认为,依然以监管漏洞、市场走势逆转或内控机制不健全等“常规”分析来解释南方证券的困境是十分苍白的;相反,在既定制度背景下,南方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行为是“理性”的,在陷入经营困境后从市场转向政府支持也是“理性”的,在市场发现其经营问题而出现不利消息后其发布的声明依然是“理性”的。但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诸多的这些所谓理性支撑下,市场和机构行为就呈现了一种最终的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