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在台北听到巴金去世的消息,友人们一片叹息。第二天看报,悼念的话题赫然登出,成了议论的热点。“巴金与台湾作家”、“巴金与民国旧事”等,被记者写得津津有味。台湾这个地方,有多少人阅读过巴金的作品,不得而知。看记者的文章,都有一点隔膜,仿佛这个新逝的作家早已成古董一般。新闻的热闹与读者的反映总是要有一点距离的。
我读巴金的书始于30年前。印象是这位谈论死最多的人,竟是中国文坛最长寿者。他写的第一部作品《灭亡》就充塞了死亡意识,文体后面是绝望的气息,似乎痛不欲生。他在1927年困居法国时,并不像那些唯美主义画家那样,沉浸在诗意的冲动里。他爱上了卢骚和罗伯斯庇尔,并染上了抑郁症。卢骚的洒脱并未打动过他,倒是其间的悲苦、明暗交织的情感缠绕着周身,以至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很快也要死去。此后,他的作品不断出现死亡意象,《死去的太阳》、《死》、《我之忏悔》、《第四病室》、《寒夜》等,让我们看到了自戕与自虐。然而,在泪水与无助里呻吟的作家,竟跨过了101年的岁月。他自己、包括他民国时代的读者,也未必预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