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波
从一般意义上说,崔英杰杀人案本身不过是一个偶发个案,与每日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刑事案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由于崔英杰杀死的是城管队长,该案就被转换为无证商贩与城管人员之争,又进一步演变成弱势群体对强权的抵抗。这种解释转换的背后,不过是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一种集体性反应。
令人焦虑的是,这种集体性反应在某些方面,凸现出社会生态失去社会价值准则、日趋暴力化的倾向。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崔英杰手刃城管队长一事,都获得了广泛的同情甚至赞誉。崔英杰这样做,或许有许多可以同情的地方,城管人员暴力执法,确实也有许多可谴责的地方。但这些都不是崔英杰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仅仅因为崔英杰杀死的是一个粗暴政策的执行者,就对其大加赞美,或者一味从制度及其个人的遭遇,去为他辩护甚至免罪,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对于生命的普遍尊重,只能以自己的利益和情感来裁断杀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