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大势所趋

　　中国从过去近30年改革中所获得的巨大收益，是《物权法》得以出台的最重要原因

　　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谈到，《物权法》确立的各种财产平等保护的原则，有利于建立“好的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在其他国家，财产法是私权的立法。但在中国，《物权法》的很多内容涉及到了公法。理解这个问题只能从历史的角度看。

　　在改革前，中国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绝大多数是国有制。比如1978年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制占78％，集体所有制占22％，私有制是零。在相当长时期内，在产权定义不清楚，特别是私有产权受到歧视、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我们发掘出了各种各样在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内部“搞活经济”的变通办法。例如，国有经济内通过下放权力，产生出各种实质上不同的产权主体，即各级的地方国有制。这演变成了现在“国家所有、分级行使产权”的状况，即法律上仍然是中央政府所有，但实际上容许地方政府行使产权的制度安排。这是历史条件形成的，对经济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