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上海的股票市场一泻千里。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深陷其中,以及散户投资者的疯狂行为,这一事件对中国经济构成了持续不断的冲击,严重破坏了此前数年蒸蒸向上的经济势头。
——这一幕,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中国。
1910年7月21日,上海的正元、兆康、谦余三家大钱庄同时倒闭,亏欠其他钱庄和银行款项700万两(白银,下同),上海市面猛烈震荡,形成恐慌的第一道冲击波。同年10月8日,中国最大的银号上海源丰润倒闭,累及各地17家分号,恐慌波及全国,形成恐慌的第二次冲击。1911年3月21日,著名的票号上海义善源倒闭,牵连外埠分号23家,形成第三波冲击,恐慌达到极点。
这场金融风潮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百余年来所罕见。受金融恐慌的冲击,破产的商号和企业不计其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1903年以来连续六年的上升势头被打断,大萧条延续了数年之久。
这场恐慌被称做“橡胶风潮”,它的直接原因是上海商界和金融界参与了国际资本的橡胶投机活动。当时上海人把橡胶叫做橡皮,所以习惯上又称为“橡皮股票风潮”。
20世纪初,由于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造成国际橡胶资源紧缺,价格暴涨。1908年伦敦市场橡胶每磅售价2先令,1909年底涨至每磅10先令,1910年春达到最高点12先令,国际资本大量转向了橡胶资源开发。南洋群岛是各国投资的重点地区,到1910年初,为开发南洋橡胶资源而成立的公司达到122家。在伦敦金融市场,橡胶股票最快的销售速度,是100万英镑的股票在半小时之内销售一空,国际橡胶投资已接近疯狂。
中国最大的资本市场上海,被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国际资本橡胶投机活动。据《泰晤士报》估计,在开发南洋的122家橡胶公司中,至少有40家公司开设在上海,大多由上海的洋行经办并代售股票,并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开户,这40家公司的资本总额高达2500万两。当时,很多上海人连橡胶是一种什么东西都没有弄明白,仅凭道听途说,就疯狂抢购橡胶公司的股票,惟恐落于人后,失去暴富机遇。
在从众心理驱动下,到1910年4月,仅仅几个月时间,40家公司的2500万两股票已经销售一空,经过炒买炒卖,股票价格轮番上涨。一家叫做“地傍橡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格,1910年2月19日每股仅25两,4月6日就涨至50两,一个半月上涨了一倍。
1910年6月,国际橡胶投机活动盛极而衰,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橡胶股票行情暴跌,上海股票交易所的橡胶股票立即停止交易。在此后半年多时间里,橡胶股票成了无人问津的股票品种,直到1911年春才恢复交易。但此时只有卖盘,没有买盘。1911年7月,买盘开始出现。据上海股票交易所通告,6月29日,橡胶股票的卖盘开价每股5两,7月6日的买盘报价每股4两,与一年前炒买炒卖的价格有天壤之别。
总计1909年—1910年之间,上海各界购买橡胶股票动用的资金达到4000万两,投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参与投机的重要力量,是上海的各大钱庄。以此为导火线,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倒闭,受牵连而倒闭的钱庄总共达到九家,这是橡胶风潮的初起,以后,源丰润、义善源的倒闭,则是恐慌的形成。
在晚清,中国最主要的金融机构是钱庄,此外还有票号和银号,它们都是传统的金融机构,但汇划、放款等主要业务,已经与中外贸易和工业等新经济行业发生密切的联系,成为中国新式金融业的主要力量。其势力之大,对金融市场影响之巨,远远超过刚刚兴起的银行业。倘若没有钱庄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的失败,对于上海众多商民而言,只是赔损钱财而已,不至于爆发一场金融大恐慌。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参与股票买卖;二是以贷款方式介入橡胶股票投机,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形式。上海许多钱庄并没有直接参与股票投机,而是处于股票的卖方(外国洋行)和买方(上海商人和市民)的中介地位。由于橡胶股票炙手可热,许多人倾其所有犹嫌资金不足,纷纷向钱庄举贷。钱庄的大举介入,增强了橡胶股票投机活动中的资金运用,扩大了投机的规模。虽说很多钱庄没有直接抢购股票,但发挥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融资作用,危害也就更大。
不管钱庄是以哪一种方式介入股票买卖的,上海的大多数钱庄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投机。统计资料显示,1910年上海钱庄共有91家,在橡胶股票风潮冲击下倒闭歇业的达到48家,占总数的53%,亏欠款总额1933万两。而清末,全国一年财政收入长期维持在8000万两左右。上海钱庄介入投机程度之深,令人触目惊心。
不过,当风潮初起之时,人们还没有方寸大乱,因为这时上海银钱业的巨擘源丰润、义善源还挺得住;而只要源丰润、义善源不倒,上海市面就乱不到哪儿去,更不会引起全国大乱。源丰润是一家银号,义善源是一家票号,历来领导上海银钱业,实力不在大清银行(清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之下。由于同业之间生死与共,利害相关,每逢市面不稳,源丰润、义善源都会竭力救市,成为上海乃至中国银钱业的擎天之柱。同样,官府也会调剂款项,增强这两大机构的力量,以稳定市面。
所以,7月的风潮发生后,上海道台蔡乃煌采取的最重要应急措施,就是向外国银行借款350万两,其中140万两代正元集团归还欠款,21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义善源,以稳定这两大金融机构。这样,在风潮发生两个月后,上海市面渐趋平静,危机虽然没有过去,但只是潜流涌动,未现惊涛骇浪。
恰在这时,即当年9月,大恐慌爆发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全国的大恐慌居然是由一件不大的事情引发的。
1910年9月,清政府按照惯例要上海方面从源丰润、义善源等庄号提取190万两“沪关库款”,用以支付当年到期的“庚子赔款”。“沪关库款”是属于国库性质的上海海关的税款,历来由上海道台经手,存放于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以备中央财政不时之需。9月,度支部(财政部)欲提“沪关库款”,时距正元等钱庄倒闭仅两个月,上海道台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暂不从源丰润等钱庄中提取这笔巨款,改由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庚子赔款”。当时市面未稳,源丰润、义善源虽然实力雄厚,但在猛烈的金融风暴中也不能独善其身,在某种意义上,大金融机构承受的压力也更大。但清政府所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如期交付“庚子赔款”,这是1901年它与八国联军签订城下之盟的主要条款,认为如期交付“庚子赔款”事关国家荣誉,而金融风潮只是上海一隅之事。因此,军机处对蔡乃煌不愿提取源丰润存款十分不满。按照奏章性质,蔡乃煌的奏折由度支部处理。度支部侍郎(副部长)陈邦瑞与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苏巡抚(当时上海归江苏管辖)参奏蔡乃煌,说他妄称市面恐慌,恫吓政府,不顾朝廷颜面,拖付“庚款”。罪名如此之重,蔡乃煌当即革职。
蔡乃煌革职后,一度申辩,但遭军机处斥责,羞愤之下,一举从源丰润等钱庄提回款项200多万两以交还政府,源丰润当即倒闭。对此,洞悉内情者说,蔡乃煌火急追讨官款,逼倒源丰润,是愤恨于军机大臣斥责他“以上海市面恫吓政府”,故特为此举,使市面动摇,还政府以颜色,“以(证)实其前致电部中‘维持市面’之说”。上海恐慌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对上海金融危机的懵懂无知,一再下达昏庸指令,以及地方官不顾大局斗气泄愤所致。重大的历史事件追究到底,竟然与一些细枝末节之事相关,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源丰润的倒闭,带倒了9家银号和钱庄,造成30家钱庄歇业,恐慌弥散。继源丰润之后,义善源不能独存也倒闭。源丰润、义善源分号遍布全国,往来庄号不可胜数,它们的倒闭,致使北至营口、北京,南至广州,西至重庆,全国各大商业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随之而来的全国经济萧条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