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环境九项指标

基础设施。这是企业区位选择和生产效率和要素投入的重要决定因素。世行通过计算电力不稳定造成的企业生产损失、货物在运输中因偷窃和破损等所造成的损失（占总销售额的份额）来测量基础设施的质量。这里的基础设施没有包括诸如道路和港口的数量和质量、交通拥堵程度等通常的指标，因为报告认为，“过去20年间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这些基础设施部门筹集了大量的投资”，基础设施已经不是中国投资面临的实质性约束。
　　国内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高壁垒意味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对有效率的投资行为是一个强大的阻碍因素。调查分别以公司产品中卖到外省的份额和企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作为度量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的指标，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则意味着存在相当高的退出壁垒。结果显示，富裕的城市进入－退出壁垒更低。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调查用两种方法测量劳动的退出壁垒：第一个是非终身制工人的比例，第二个是企业冗员比例。一个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用更高的非终身制劳动力比率和更低的冗员比率来刻画。
　　技能和技术禀赋。投资者倾向于朝技术工人丰富和技术先进的地方聚集。调查构造了刻画这个要素的三个指标：受过正规培训的工人的比例，技术工人的比例，以及每个工人平均研发支出额的自然对数。这三个指标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可以将其分数加权加总，获得一个“技能－技术”复合评分。在这一排名上，杭州和上海最为突出。
　　国际一体化。近10多年来中国吸收FDI的强劲势头和外贸额占GDP比例的迅速攀升，证明开放促进增长，而外资参与的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产品竞争力更为公众所感同身受。该报告使用了两个指标来描述国际一体化的程度：外国所有权占全部所有权的份额，以及每个城市中拥有外国合作者的企业的比例，这两个指标也是高度相关并可加总的。与直觉相符，沿海城市在这方面要领先许多，惟一的例外是温州，仅为B－ ,这或许跟其私人部门的高度发达有消长关系。
　　国内私营部门的参与。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所有制多元化，主要表现为中、小型企业的民营化、鼓励私营企业的进入和使企业经营的非政治化（政企分开）。政企分开做得好的那些城市的经济更具活力，投资环境也更好。国内私有企业比例最高的是温州，占82％。而第一轮调查中的特大城市这一指标较低。令人惊讶的是作为被认为最有活力的经济中心，上海这一比率仅为9％。
　　政府效率。一个治理良好并实施市场和效率导向的政府将促进增长，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国家，政府控制着巨大的经济资源，其运行效率更引人注目。
　　该报告构建了两个指标：一个是给政府和监管部门送礼和行贿的费用（或叫非正式支付）所占销售额的比例。杭州在这方面最低，为0.007％，而改革的先行城市温州和深圳的非正式支付很高（约0.32％～0.50％）。这提醒政府进一步简化手续过程和保证规章制度的透明化的必要。另一个是司法系统解决商业冲突的时间。随着专业化的加深，交易需求增加，为了更有效地计划和调整生产以及确保合同的执行，司法系统的正常运作变得越来越重要。法院的审理时间拖得太长就会阻碍人们去法院解决纠纷的意愿。法院解决诉讼的时间相差很大，从大连5.8个月到哈尔滨的13.5个月不等。
　　税收负担。中国税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地方税费，这造成了各地区税费负担的明显差异。报告构造了有效税率体系，用相关销售的全部税收，包括所有形式的税，如营业税、加值税、所得税、原料税等等，以及收费来计算有效税率。有效税率的范围从深圳的3.9％到贵阳的10.6％不等，税负越轻意味着投资环境越好。
　　资金获得的难易程度。金融部门改革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未完成部分，中国银行部门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偏向也几乎是人所共知的。报告构建了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市场的功能：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正规的银行贷款（在三年的期限中有一年），企业用贸易信用（即应付账款）的方式获得原料采购的比例，以及企业是否需要非正式支付以获得银行贷款。在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评分，然后进行标准化和加总就获得了关于筹资难易度的城市排名。沿海城市，特别是杭州、上海、温州和江门再一次表现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