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蹈日韩覆辙

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之间，韩国的企业继日本之后异军突起，向全球市场大举进军，不断攻城掠地。在彩电、家用电器、汽车、造船、钢铁、纺织等一系列市场中，日韩企业不是将美国的厂商挤将出去，就是逼其退避三舍。
    对于那些80年代后期去考察韩国的大宇集团的人们来说，最使他们惊讶的是它的无所不包。在韩国，可住大宇的酒店，乘大宇的汽车；大宇的企业包括纺织、重工、飞机机身、坦克、轻重武器、大小汽车制造、造船、家电、电话交换机，还有银行！这只是它的一部分业务，但已经足够使你叹为观止了。在韩国，大宇绝非独特现象，现代、三星、金星这些大“财阀” 也都是无所不能的。韩、日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成功，使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于美国商学院与企业界的“核心竞争力”理论简直像是误人子弟。
    但是，如果韩国大宇、日本三菱是国际竞争成功的典范的话，它们的竞争优势从何而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这种发展模式失败之后，其初始时期成功的原因才真正为人们所深刻认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政府在濒于破产之际，不得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提供580亿美元的紧急救援。危机之中，韩国政府向银行体系注入了1300亿美元纳税者的钱，方使其免于崩溃。大难之时，举国上下一片肃杀之气，其疼之刻骨铭心，其辱之痛心疾首，韩国人至今称之为“IMF危机”。
    何以有此剧变？
    韩国是被债给拖垮的。
    1997年～1998年经济危机时，韩国30家大“财阀”的平均债务对净资产的比率超过500％。韩国企业不顾利润，以扩大生产能力、抢夺市场份额为目的，只能靠借钱扩张。而政府的政策严重倾向大财阀，指导银行体系提供几乎源源不绝的政策性贷款，使得它们债台高筑，危如累卵。因为企业用新债还旧债，银行体系中隐含着大量的不良资产。经济危机一旦来临，整个体系随之崩溃。
    而韩国之前的“成功”，也是被债造就的。韩、日企业越大，政策贷款越多，资本成本越低。它们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又有资本成本的优势。试想以500％的负债率，资本之易得，成本之低廉，欧美企业望尘莫及。这就是韩、日大企业集团在全球市场竞争优势的“秘诀”。
    到了1997年～1998年，韩国人才意识到这借来的增长的巨大代价和伴随的痛苦。最终承担经济危机沉痛负担的仍然是广大民众。所幸韩国家底尚厚，最终起死回生。而以同样发展模式经济突然崛起的印度尼西亚，则处于刚刚脱贫之境，又在经济危机和政治骚乱的双重打击之下，几十年积累的大量财富几乎一夜之间荡然无存，重新回到贫困当中。
    幸运的是，危机迫使韩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1998年，韩国政府就限期要求韩国的企业将负债对净资产比降到200％以下，以后又大幅度降低。同时，韩国立法强迫大财阀切断集团内部企业相互持股的关系，使它们相互独立。这是企业专业化、发展核心能力的重要一步。
    但韩国体制改革最重大、最根本也是最成功的部分就是银行体制的改造。这包括比较彻底地清理不良资产，将银行重新充实资本并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更关键的措施是政府放弃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干预和政策性的指导，按照国际最佳的方式严格监管，使得银行体制建立起信贷文化，也就是根据受贷者的过去和未来的现金流及偿债能力，而非因为政府政策、关系或仅仅是押品发放贷款。
    到今天，韩国的银行体制大概是亚洲最健康的之一，比之略胜一筹的仅有香港和新加坡。
    银行体系信贷文化的建立，使韩国的企业失去了低成本资本这个传统的竞争优势。它们突然发现为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也必须像欧美企业一样来专业化，来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过去的五年中，韩国的企业在专业化的过程中是相当成功的。国际市场的判断是韩国的“S”（三星电子）已经在技术和市场上成为日本“S”（索尼）的主要竞争者，这是不可小视的飞跃。
    反观日本，其体制中的弊病与改制前的韩国如出一辙。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是富国，却反受其富之累。由于改革要伤及许多既得利益，本身又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改革的好处往往要经过若干年，直到改革者可能不再执政后才能取得，因此执政者往往裹足不前。因之尽管银行体系中坏账累累，日本仍然未作真正的改革决断。纳税者已经为银行体制的坏账和银行的破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还将继续付出代价。
    。韩国为亚洲其他经济提供了前车之鉴。■
作者为美国新桥投资集团执行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