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银行逆周期之辩

中国的情况令其他国家的决策者羡慕不已。北京从未全面启动过银行私有化进程，因此也省掉了再次国有化的麻烦。尤其让外国政府眼红的是，它们竭力敦促本国金融机构放松银根却收效甚微，中资银行的信贷规模却在不断增长。2008年12月，中国GDP增幅可能不足7％，但贷款增幅创下2004年4月以来的新高。
　　这种逆周期的信贷增长，令一些观察家大跌眼镜。
　　从理论上讲，中国金融体系近年来实行的部分私有化，可以拉开政府和银行间的距离。而银行如果依据商业利益经营，在经济不景气时也应该收缩信贷。但实际上，人们早就预料到中资银行会逆市放贷。。早在2004年，就有迹象表明中资银行的信贷业务会逆周期而行。
　　一般情况下，当经济景气时，货币政策宽松，增长势头强劲，银行会过量放贷。一旦经济陷入衰退，银行就会收缩信贷，造成恶性循环。经济繁荣时期的一个常见现象（甚至是必然现象），就是银行信贷总量占GDP的比重上升。过度放贷导致银行坏账激增，一旦增长失去动力，银行就不得不削减信贷规模，令急需输血的经济雪上加霜。这一规律，曾在15年前将中资银行的信贷增幅推高到45％，现在又令很多发达经济体叫苦不迭。
　　中国近几年的名义GDP增幅达17％，而利率仅为这一比例的二分之一。强劲的增长和宽松的货币环境，本应滋生信贷泡沫，但2003年以来，除了少数几次反弹，银行信贷相对GDP的比重一直保持跌势。经济繁荣时信贷增长不足，为目前的信贷扩张埋下了伏笔。过去几年，中资银行比欧美银行更为审慎稳健，因此有充足的财力支撑其信贷增长。
　　这一现象很难用常见的银行理论来解释。一般认为，部分私有化及其他改革措施，会提高银行业的市场化水平。实际上，中资银行此前信贷增长偏低，说明其经营依据并非商业利益，而是自身判断。如果还不明白，不妨对比一下那些采用顺周期经营策略的银行。至少从股市的短期表现来看，欧美银行以前过度放贷并非毫无道理，因为确实存在赢利机会。这些银行采用顺周期的经营策略，并非依据自身判断，而恰恰是受商业利益驱动。
　　经营依据到底是自身判断还是商业利益，这仅仅是理解中资银行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矛盾。通过上市发行股票等一系列商业化改革，中资银行稀释了国有股权。但随后实施的体制框架，又加强了北京对银行业的控制。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银行体系。当时的国内银行与政府机构并无二致。多数地区的省级分行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实际上受地方政府控制，行使监管职能的人民银行派出机构也不例外。地方决策者远比北京当局缺乏理性。因此，当时的中资银行名义上属于国有，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
　　最近几年，这种老的银行体制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大型全国性银行的信贷决策权收归位于北京的总行，而中小银行也要持续执行中央政府规定的审慎原则和货币政策。造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监管框架的制度化。1998年，人民银行仿效美联储的区域架构进行重组。五年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成为银行体系的专门监管机构。
　　新的行业架构，不仅加强了北京方面的道德影响力，而且为中央政府调控货币供应提供了有力工具。当局可以动用法定准备金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紧缩手段，消除低利率的影响。这种体制上的“紧身衣”，完全抵消了银行上市的效果，使银行难以从低利率和高增长中获利。因此，虽然有关商业化经营的言论大行其道，但银行体系的集中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如上所述，商业银行会破坏正常的景气周期。因此，对其加强管制也许是件好事。当货币环境宽松时，政府干预可以抑制银行过度放贷，从而降低对国民经济及银行体系的伤害。当经济低迷时，银行根据中央政府指令逆市放贷，这应该有助于加快经济复苏。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它们能有效传导中央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固然是好消息，但前景充满变数。
　　2009年，中国GDP的增幅可能仅为8％，而M2（广义货币）的增长目标达到17％。这意味着，政府会让中资银行重蹈过度放贷的覆辙。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当经济不景气时，银行惜贷不仅仅是因为资本不足，更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风险增大。
　　过去几年，在审慎原则和紧缩货币政策的压制下，中资银行没有机会培养应对复杂经济环境的能力。因此，尽管中国目前的情况令人羡慕，但中国的政府主导银行模式和欧美的自由银行模式孰优孰劣，尚难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