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90年代,勒邦(Le Ben)和西盖勒(Sighele)试图用参与者个人的非理性特点和边缘地位来解释骚乱。此后,对骚乱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Rule,1988)。上世纪的研究把骚乱之流行与经济、政治、人口以及其他众多因素联系在一起。但是,对骚乱的研究或许过于关注这些导致暴力活动的“推动”因素,而对国家如何应对骚乱关注不够。面对骚乱,民主国家也罢,威权国家也罢,有时放任自流,有时则尽一切可能动用法律和治安手段加以阻止。了解那些促使国家作出不同反应的政治动机,是理解暴力活动变异程度的关键。学者们还需要更多地注意那些促使人们参与骚乱的心理因素,以及在这些大事件中选择目标的微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