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零三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访问中国。七八天的日程,排得很满。有一项重要活动,是在中央党校做讲演。准确的题目,我已记不太清楚,好像是“文化作为品牌和产业”。讲台下面,几百位老师学生,目光炯炯,神情肃穆;他们对媒体大亨的所有想法,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我正襟危坐于默多克先生身后,担任全程翻译。
连续几天,尾随着默多克先生和儿子詹姆斯一行,在北京城转来转去,拜会官员,接受采访。熟悉翻译行业的朋友们都知道,那些正式会见、午宴晚宴,多是例行客套,其实格外轻松。可是在党校的欢迎式上,我还是差点出了大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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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三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访问中国。七八天的日程,排得很满。有一项重要活动,是在中央党校做讲演。准确的题目,我已记不太清楚,好像是“文化作为品牌和产业”。讲台下面,几百位老师学生,目光炯炯,神情肃穆;他们对媒体大亨的所有想法,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我正襟危坐于默多克先生身后,担任全程翻译。
连续几天,尾随着默多克先生和儿子詹姆斯一行,在北京城转来转去,拜会官员,接受采访。熟悉翻译行业的朋友们都知道,那些正式会见、午宴晚宴,多是例行客套,其实格外轻松。可是在党校的欢迎式上,我还是差点出了大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