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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1年第1、2期 出版日期 2011年01月01日
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未来30年不是前30年的简单外推
出版日期 2011-01-01
本文见财新《中国改革》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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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杂志

秦晓

  共和国成立至今,已走过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计划经济的30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化基础,但僵化、封闭的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摒弃了斯大林-毛泽东的计划体制模式,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实现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发展失衡、社会公平公正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基础和特征可以归结为“增长红利”。其外生因素是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中国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改革和冷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其内生因素是“人口红利”。前者扩大了生产边界,即市场需求,后者使供给得以保障。在新的30年中,我认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包括内生、外生,需求、供给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讲,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前30年的简单外推,而是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将会从高速转向常规,增长的动力将会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这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从前一个30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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