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复苏冰火两重天，货币、贸易等争端由此而生。IMF《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1%，明年为6.4%，而发达国家今年仅增长2.7%，明年增速更可能降至2.2%。

　　即使在发达经济体内部，也不尽一致。美国经济衰退在2009年6月底正式结束，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也自2009年四季度强劲的5.6%，一路下滑至今年二季度的1.7%，失业率至今已连续18个月高居9%以上，初步的复苏尚未带来就业的明显改善。作为回应，美联储在8月10日暂停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的自然回收，又在9月21日发出“制造通胀”的宣言，进一步放松货币几成定局。

　　在大西洋彼岸，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仍在反复，即使有欧盟与IMF联袂主演的大救市，希腊、葡萄牙、意大利之后，近来爱尔兰与西班牙银行危机又使其国债利差急升。一方面，财政紧缩方案面临着国内政治的强烈反弹（如近期的欧洲大罢工）；另一方面，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最终难敌政治压力，开始购买主权债务，“欧式”数量型放松意味着又一架印钞机正式启动…[详细]

　　正如斯特劳斯-卡恩所说，随着危机大体过去，各国逐渐回到将重点瞄向本国的政治需要，全球政策协调的动力正在减弱。近日美国报端频现“贸易战”“货币战”字眼，这为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2010年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348票对79票的“大比分”通过了HR2378《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又称“莱恩-莫菲”法案），它旨在促使美国商务部在确定贸易伙伴国存在汇率低估，并对本国行业构成事实性损害后，可实施反补贴贸易救济措施。中国正是法案的头号标靶。

　　虽然在今年内形成立法的可能性较低，但美国政府势必承受更多来自各行业及民众的压力。众院版草案规定，美国商务部在决定反补贴救济措施水平时，要参考IMF的方法论与结论，这又将IMF推至聚光灯下。

　　好在磋商的大门并未锁住。正如不少支持法案的美国议员所说，目的在于推动变革而非制裁。

　　最佳佐证之一，即为众院最终版本语调略有软化，由最初的（确定存在低估后）“要求”商务部采取措施，变为“有权”行动。即使确认整体币值低估，美国行业、企业还要独自申请，逐案审理…[详细]

　　谈及外汇储备的管理，斯特劳斯-卡恩眼中流露出“正中下怀”的喜悦，话题自然转移到他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大构想——由IMF管理的国际货币储备池。

　　2009年10月的IMF伊斯坦布尔年会前后，希腊危机尚未引爆，美国复苏势头强劲，金融危机似已成过去。斯特劳斯-卡恩开始着手构思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全球储备池”规划破茧而出。随后，这一被不少专家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的倡导，被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走弱打断。

　　今年IMF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和6月G20多伦多峰会上，斯特劳斯-卡恩重提上述倡议，并增加了较FCL更为灵活宽松的“预防性信贷工具”（PCL），PCL可进一步确保各国在必要时获得IMF的资金后备支持。可惜应者寥寥，也许是斯特劳斯-卡恩忽略了外储积累的另一个、各国都不愿承认的动机——出口带动收入、增长和就业。

　　其实，无论是储备池还是其他形式的全球货币体系，成员国都需要让渡部分主权。其先决条件是他们相信IMF是一个公正的监督员、裁判员、执行人。要担当“全球最终贷款人”，IMF首先要博得的是信任。

　　危机前，IMF架构已与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相脱节，其投票权和代表性难以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权重稳步上升的现实。IMF当然不被信任。危机中，斯特劳斯-卡恩在IMF改革问题上一往直前，努力增强IMF合法性。其中一项显著成就是，IMF同意转移至少5%的份额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详细]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很简单，当然由中国主导。

　　由中国主导有几种可能，升值、维持币值不变（如钉住美元）或贬值，当然也包括升值或贬值的幅度，或者时贬时升，即所谓双向波动。然而，今年9月人民币升值提速表明，人民币币值重估可以由我们自己主导，但其实选项并不多。

　　人民币不升值是最基本的一个选项。今年6月19日开始的跟美元再脱钩显示，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这一政策。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要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汇率需要弹性，就像菜价需要弹性一样。歉收时价格高，丰收时价格低，可以调节供求。尽管菜价高的时候很多人会抱怨，但没有人呼吁回到由国家制定菜价的时代，说明有弹性比没有弹性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