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多,我最怕看到章俊的头像在我的QQ上闪烁。因为他每次找我,基本上都是同一个问题:“我现在在某某地方帮农民工维权,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当地的记者?”
现在,他俨然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维权专家”。而我时常困惑:到底该不该帮他?究竟该怎样帮他?
我是看着他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两年多以前,我到武汉采访了他。那时的他,二十六七岁,却在武汉成功“导演”了多起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跳楼讨薪”。但他甚至不敢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章俊”,只不过是他喜欢的一个化名。
近两年多,我最怕看到章俊的头像在我的QQ上闪烁。因为他每次找我,基本上都是同一个问题:“我现在在某某地方帮农民工维权,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当地的记者?”
现在,他俨然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维权专家”。而我时常困惑:到底该不该帮他?究竟该怎样帮他?
我是看着他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两年多以前,我到武汉采访了他。那时的他,二十六七岁,却在武汉成功“导演”了多起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跳楼讨薪”。但他甚至不敢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章俊”,只不过是他喜欢的一个化名。